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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后日欧贸易的发展历程,国际经济贸易论文 　　2013 年 3 月,日本和欧盟(EU) 双方正式宣布启动经济合作协定(EPA) 谈判; 同年4 月,日欧第一轮自由贸易协定谈判(FTA) 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如期进行。回顾战后日欧贸易发展历程,自上世纪 60 年代以来可以大体划分为三个时期: 　　一、贸易摩擦时期 　　日本和欧洲共同体(EC) 于 1959 年正式建交,日本政府委任当时日本驻比利时大使为驻欧洲经济共同体(EEC) 、欧洲煤钢共同体(ECSC) 、欧洲原子能共同体(EURAOM)代表。但是 20 世纪 60 年代,欧洲经济共同体没有与境外第三国通商交往的权限,日本和欧共体的贸易关系,基本上仅限于日本和欧共体成员国之间的双边贸易关系。20 世纪70 年代中期以来,日本的特定商品(钢铁、音响等) 对欧洲出口急剧增加,欧共体方面认为共同体国家遭到日本商品狂风骤雨般地入侵,以保护国内特定产业为理由对日本采取贸易限制措施,并征收反倾销税。1975 年,日本被迫同意将来年向欧共体出口钢铁的数量自动控制在 14 万吨,并同英国等国签署了限制汽车和电视出口的协定。尽管如此,日欧间的贸易摩擦并没有结束,只是稍有缓和。 　　贸易不平衡问题在某些层面上推动了日欧对话制度化的进程。1973 年日本外相访问欧洲委员会时,做出了以后每年举行两次日欧高级会议的决定。1974 年,驻日欧洲委员会代表部在日本东京设立。以上两个政府间高级机构成为日后日欧双边关系发展依托的重要平台。 　　1976 年 10 月,土光敏夫率领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遍访除英国、德国、比利时之外的欧共体诸国。土光使团因贸易不平衡问题遭到各国的严重批评,欧共体委员会以及欧共体诸国强烈要求日方改善欧洲对日出口贸易壁垒。经团联中的一员是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 我们尽可能忍耐着、一直听对方的陈述,慎用无用的反驳言论。但是双方存在的误会真的太多,我深感今后双方在各方面协调的必要性。欧洲方面包含误解的对日批判和对日情感恶化不仅使土光使团震惊,更使日本政府愕然。 　　以土光敏夫访欧为开端,日欧贸易不平衡问题转化为政治问题。欧共体方面对贸易不平衡问题的焦虑有时会演化成赤裸裸的对日排斥。英国的报纸将 1979 年欧洲委员会内部文件中嘲笑日本人是住在兔子窝里的工作狂的言论一经刊登便引发了一阵不小的骚动。欧洲人认为日本人住在兔子窝那样小的房子里,只知道拼命工作,根本不懂得享受生活,也不讲究社会福利。日本人这种拼命的架势欧洲人无法理解,并觉得面对这样的竞争对手欧洲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取胜的。 　　贸易不平衡问题政治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日本被指对欧共体出口额是进口额的两倍,对欧共体贸易顺差额突破 30 亿美元。日本方面表达了解决问题的基本立场,即双方根据自由贸易原则扩充解决方案,通过扩大平衡而不是缩小平衡来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日方同时表示欧共体方面应该积极努力扩大对日出口,并向欧共体传达日方将采取具体可行的措施来应对问题。 　　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日本对欧共体的贸易顺差大幅度增加,一年的贸易顺差额超过 100 亿美元,这种居高不下的态势一直持续到 1988 年,贸易摩擦扩展到机床、VTR(磁带录像机) 、机动车、半导体等领域。1983 年,欧共体对贸易不平衡问题的焦虑感达到极限,其代表性事件是同年 4 月在法国发生的普瓦捷事件。法国政府不仅要求所有的报关文件必须用法文书写,并且规定所有来自欧共体域外的 VTR 报关手续都必须在几乎毫无关税事务处理能力的普瓦捷关税事务所统一处理。这项实质为进口限制的措施出台一个月后,日本制造的大约 6 万台 VTR 积压在仓库中。 　　法国的这项规定因为与《罗马条约》第30 条相抵触,于翌年 4 月被废除。尽管如此,在实施对欧出口自动控制限制的 3 年(1983年1985 年) 时间内,日本仍不得不对包含VTR 等十种特定产品在内的商品出口采取实质性的限制。 　　1985 年 7 月 30 日,日本政府出台了旨在改善市场准入的行动计划。这项计划以自由原则、例外限制为基础,把在关税和非关税层面达到超过国际水准的开放度作为目的,旨在改善与欧共体和美国等国家的出口贸易关系。但是从 1986 年开始,欧共体对日反倾销越演越烈。1986 年 10 月,欧共体以日本酒水税制对进口酒水实行差别对待为由向关贸总协定(GATT) 提起诉讼。欧共体在双方协商无果的情况下请求关贸总协定的介入,以期达到让日本让步的目的。 　　1986 年 4 月,日本经济结构调整研究会发表了名为《为实现国际协调的经济结构调整研究会报告书》,即《前川报告》。报告中指出,日本必须把经济结构由出口导向型转变为内需导向型,矫正经常性的收支不平衡,致力于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前川报告》为日本适应当时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