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雅斯贝尔斯和阿伦特的政治哲学思想.docVIP

　　战后雅斯贝尔斯和阿伦特的政治哲学思想 　　卡尔雅斯贝尔斯（1883-1969）与汉娜阿伦特（1906-1975）之间的友情和对话持续了一生之久，堪称为 20 世纪哲学家之间伟大友情的典范。两人之间的最初对话可上溯至 1926 年阿伦特在雅斯贝尔斯指导下准备博士论文的那些日子，1933 年纳粹上台，两人对话随即中断，阿伦特因犹太人出身不得不流亡美国，雅斯贝尔斯因其妻子是犹太人出身，也开始了漫长的内在流亡。1945 年纳粹德国覆灭之际，两人得以恢复书信往来，自 1949 年阿伦特旅行欧洲之后，两人书信往来日渐频繁，友情与日俱增，这种理解的对话与友谊如此深厚，甚至一直延续到 1969 年雅斯贝尔斯逝世为止。 　　作为 20 世纪一部珍贵的哲学史、思想史文献，这些书信为后世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以及精神、政治生活和学术世界提供了第一手资料。鉴于两位哲学家的共同理论旨趣在于从理论上阐明人类生活中的交往和言说行为的重要性，本文不是聚焦于两人书信来往中个人生活的联系与差异，而是聚焦于两人理论生活的联系与差异，具体地确认与时代问题息息相关的共同问题意识和思维轨迹。为此，本文依次考察下述三个问题：第一，从理论与实践视角考察纳粹德国覆灭前后的热点问题，亦即与今日历史清算有关的罪责问题；第二，从精神与政治视角考察使人的生存成为可能的交往与行为；第三，从实践政治理念视角考察人性与世界公民；最后，理论联系实际，简要阐明他们的个人友情与学术交往的成果对我们时代所具有的政治意义。 　　一、罪责问题 　　1945 年阿伦特开始执笔她的政治哲学代表作《极权主义的起源》，并在《犹太人战线》上发表了《对德国问题的接近》一文。1945 年 9 月雅斯贝尔斯复职，重新被任命为海德堡大学首席评议员，开始致力于大学的重建，并于 1946 年 1-2 月他在海德堡大学作了《德国的罪责问题》的主题演讲，针对当时的政治思想，他要求德国人必须总体地抛弃纳粹时代，而不能只是部分地抛弃它。他的这部战后最优秀的政治着作，对于战后清算历史，反省战争罪责，制定一部国内精神-道德宪法，促进德国国民的理解和判断，重塑其道德意识和政治意识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事实上，罪责问题成为战后两人之间重新展开战前师生关系的重要契机。他们学术思想上的共鸣不仅体现在对恶的问题的考察上，也体现在对废墟世界的政治评价上。1947 年身居美国的阿伦特积极推荐雅斯贝尔斯的《罪责问题》一书，使其得以在美国出版发行，与此同时，阿伦特通过《责任与判断》进一步阐明了自身对罪责问题的基本立场。 　　在《德国的罪责问题》中，雅斯贝尔斯强调，已经发生的事实就像一种警告，遗忘已经发生的事实也是一种犯罪。因为已经发生的事实不仅有可能再次发生，而且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再次发生。忘记过去就是背叛。只有正确对待历史，通过记忆和反省才能防止重蹈覆辙。他认为，面对纳粹的骇人暴行，每一个袖手旁观的人都有罪，每个人都应对自己被统治的方式负责。就是说，对纳粹的反人类罪，所有德国国民都负有责任。不仅追随纳粹命令的人罪责难逃，而且无所事事的人也负有共同责任。按照他的罪责分类，在第三帝国纳粹统治下，德国人犯有四种罪责：第一，直接参与纳粹暴行的刑事罪责；第二，赋予希特勒以政治权力的政治罪责；第三，继续支持目标和手段都成问题的纳粹政权的道德罪责；第四，对犹太人的迫害和灭绝没有表示抗议的形而上学罪责。 　　在此，我们分别考察一下雅斯贝尔斯关于罪责问题的主要观点，尤其是他对 4 种罪责（犯罪）类型的划分和界定： 　　第一，刑事犯罪。刑事犯罪适用于那种由于违法而被定罪的人。在此，值得注意的是，雅斯贝尔斯把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战争犯罪与希特勒德国的犯罪区别开来。因为今天我们正在体验世界历史中全新的东西：诸战胜国确立法庭。当然，被告不是德国国民全体，而是犯罪嫌疑人，即发动战争的纳粹政权的元凶们。 　　第二，政治犯罪。政治犯罪不仅涉及一个国家的政客，也涉及公民全体的行为。每个公民应对政府的行为负有全部责任。因为管辖权不仅取决于国内政治，也取决于对外政治中的强国以及战胜国的意志。作为公民的政治责任，尽管政治犯罪必定是集体性的，但是，并不是诸如道德的、形而上学的罪责一类的意义上的集体性的。从政治责任的意义上来说，所有战后幸存的公民都有责任，无人可以逃脱这种责任。因此，集体罪责只是指集体责任。显然，阿伦特对雅斯贝尔斯的这一立场持有不同意见，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相详加讨论。 　　第三，道德罪责。道德犯罪是指个人在良心这一法庭面前，应为自身的行为负起个人责任。例如，伪装的生活、追随错误良心的行为、由于内在同化而被纳粹部分接纳、轻易的自我欺骗、被动行为、外部服从等。当一个人为了个人利益而服从非道德体制，对别人的痛苦漠不关心、麻木不仁，不抵抗犯罪政权，明知犯罪政权的价值为非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