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炼“枫桥经验”法治化的实践和做法.docVIP

　　提炼“枫桥经验”法治化的实践和做法 　　今年是毛泽东同志批示枫桥经验50周年，也是落实十八大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重要部署的开局之年。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深挖枫桥经验精神价值，提炼其法治化的实践和做法，对于传承发展枫桥经验、加快法治建设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一、枫桥经验在法治框架下的解读 　　 　　枫桥经验发源于20世纪60年代绍兴枫桥的社教运动，主要内容是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50年来，枫桥经验不断寻求自身突破与理念升华，成为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的好经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好典型、新时期社会管理创新的好样板。枫桥经验作为一种独特的地方治理模式探索，在一定意义上，已成为一种活的、具有本土性质的法治实践。从法治的视角看，枫桥经验与时俱进的发展，呈现出四种转变: 　　(一)工作重心从重维稳转向重维权 　　维护社会稳定一直是枫桥经验的价值追求。尤其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不断涌现出的社会问题和矛盾，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在当地党委政府的重视下，枫桥经验推陈出新，不断加大各项维稳投入，着力开展社会综合治理和X格化管理，进一步形成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的基层维稳经验。面对群众法治意识普遍提高，权利诉求更加强烈的新形势、新情况，诸暨枫桥乃至整个绍兴地区，创新社会管理理念和方式，注重民生改善和权益保护，在处置群体性事件、化解社会矛盾等工作中，偏重对公众利益和权利的考虑，把传承和发展枫桥经验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二)工作方法从重教化转向重规制 　　梳理枫桥经验发展史，最让人过目不忘的是各种朗朗上口的标语口号，如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大前提、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等。这些浅显易懂、简洁凝练的口号，既体现了当地党政部门在基层治理的工作经验和方法，又阐释了枫桥经验蕴含的传统治理文化，即通过思想教育、道德训示等方式推进社会治理。然而，教化毕竟过于柔软而约束乏力，口号也可能因空洞而流于形式。过于重视教化和口号治理，还易忽视其背后的规则意识和制度意义。因此，在经济转向市场、社会转向理性、利益诉求日趋多元的情况下，规则治理成为必然选择。观察近年来的枫桥经验实践，很容易发现规则治理的广泛运用，如枫桥镇陈家村借助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力量，对村规民约进行修订，建立村民自治章程，提升了村镇治理的法治化水平。 　　(三)工作依据从依政策转向依法律 　　在很长的一段时期，我国法制建设相对落后，政策成为开展各项工作的依据。其实，枫桥经验就是基层群众结合实际情况贯彻落实党的政策的工作经验。在依法治国确立为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后，枫桥经验也与时俱进，在贯彻落实党的各项政策的过程中，更为注重践行和推广法治理念，强调依法办事。近年来枫桥镇在大调解体系建设过程中，依据《人民调解法》，逐步构建起以人民调解为基础，融合司法调解、行政调解、仲裁调解和专业调解为一体的新格局。各调解组织在工作中，也是法字当头，注重依法化解矛盾纠纷，依法释事、依理服人，并引导群众遇到问题想法，解决问题靠法，依法维护自己权益。一些农村基层组织常年聘请法律顾问，村镇干部改变了过去只凭经验、威信的工作方法，更多地用法律方式处理村务镇务，促进了枫桥经验法治化进程。 　　(四)工作基础从群众运动转向民主自治 　　枫桥经验能得到毛泽东同志的批示，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依靠和发动群众的经验。这也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枫桥经验中的体现，是做好一切工作的根基。50年来，枫桥经验始终把握和传承这一精髓，但不同时期表现有所不同。曾在很长一段时期，枫桥经验是通过动员群众搞运动的形式进行。在这过程中，群众是发动但不是主动，是主力但不是主体，是基础但不是基石。显然，这种家长式的社会治理模式，无形中把所有群众都纳入到政府的运作体系中，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的自由发展，束缚了社会发展活力。随着社会转型和多元化发展，群众的自主意识明显增强，加强社会建设成为广泛共识。传统的通过群众运动进行社会管理的方式显然不合时宜。枫桥经验与时俱进，又一次站在社会管理创新的前沿，通过党政引导、社会协同，大力发展社会组织，培育民间自治力量，初步形成了政府管理与社会自治良性互动的新格局，在矛盾调解、治安防范、污染治理、流动人口管理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以枫桥镇为例，全镇有59个治保委、59个调解委、391名人民调解员、1个老杨调解中心，群众参与社会组织人数占总人口的10%以上。这些社会自治组织的培育和发展，以一种新的方式诠释了依靠和发动群众的深刻意义，也为枫桥经验的进一步发展注入了新的正能量。 　　 　　二、司法在枫桥经验法治化发展中的实践 　　 　　法治是人类治国理政智慧的结晶，也是我国历史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枫桥经验发展，从社会改造和帮教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再到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