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企业参与发展职业教育的权利.docVIP

　　重构企业参与发展职业教育的权利 　　上世纪 80 年代末以来， 伴随西方国家公民意识的增强，治理理论随之兴起。 治理理论的前提是政府功能的有限性。 因此，规范政府在公共领域的权力是治理理论的核心观点，其目的是建立多中心行动者相互协作的伙伴关系来共同负责公共事务的管理。 治理理论援引到现代职业教育领域，即如何确定现代职业教育发展的企业主体，通过企业主体地位的确立，落实专业设置、专业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相对接[1],形成工学结合，校企合作，企业、政府和院校共同管理职业教育事务的发展格局。尤其对于开放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而言，企业主体的参与是实现现代职业教育治理的重要前提，企业权利的重构是国家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应然之义。 重构企业参与发展职业教育的权利，主要包括确立企业在职业教育运行中的主体地位、保障企业在职业教育发展中的利益、融入企业形态的文化课程及构建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法制主体四方面。 　　一、确立企业在职业教育运行中的主体地位 　　我国职业教育长期实行政府政策设计导向下的供给式发展，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职业教育发展的质量问题一直被掩盖。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职业教育在我国产业调整和经济转型中的戏份逐渐加重，单纯的政府力量已难以完成社会对职教发展的质量要求，政府必须寻求企业主体的参与来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现代职业教育是开放的教育，这种开放性不仅要求职业教育系统与普通教育系统对接，更重要的是实现职业教育系统与劳动力市场的对接，这种对接意味着政府必须发展现代职业教育以满足市场需求，也意味着其不再是职业教育的唯一提供者[2]. 政府应放宽职业教育市场，鼓励企业办学，让更多的企业或行业资本参与投资，并逐步确立企业在职业教育运行中的主体地位，以最大限度的提升职业教育发展的力量和质量。对此，我国《职业教育法》中明确规定企业可以单独举办和联合举办职业学校[3]. 在近期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 中亦指出，鼓励行业和企业举办或参与举办职业教育，发挥企业重要办学主体作用。 [4] 　　 　　可见，对企业有权参与职业教育办学在政府和学界是没有任何异议的，可为何现实中企业同职业教育之间的关系总是若即若离，处于边缘化的地位呢？ 　　首先，是由于强大的公办教育规模对企业参与空间的挤压所致。 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是不可或缺的，尤其是对于教育系统而言，单靠市场力量不足以完成人类社会所赋予教育的使命。 从教育的角度来看待职业教育，其首要目的是提供社会稳定所需的共同价值，而这也是学科式课程在职教课程领域率先发展并占据优势的原因之一。但随着教育产业化的推进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 职业教育发展的效率日益低下，质量亦未被社会认可，人才供应的结构性矛盾逐渐凸显。 对此，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认为，公立学校很少受到私立学校的竞争， 并可以享受政府资助， 只要它们不必为激烈的竞争节省开支，指望公立学校效率或质量有所提高的一切想法都是痴心妄想。[5] 　　因此，现代职业教育的发展急需政府角色的转变和企业主体的确立。治理视阈下的政府角色，首先应由#39;参与者#39;向#39;裁判者#39;转变，即政府作为提供职业教育服务的政治单位组织，不一定生产该项服务，而且，公共服务安排者和生产者的一体化必然导致相应的官僚成本和低效发展。 所以，公共产品的供给不应由政府全部操纵，而应是治理视阈下的多元化的构成。 政府角色应是竞赛规则的制定者， 兼解释和强制执行规则的裁判员，它的基本作用在于调解我们对于规则意义上的分歧，迫使参加游戏的人遵守这些规则。[6] 　　对于职业教育治理而言，其下游的执行，应通过合同和契约由专门的企业主体来完成。 　　其次，就现代职业教育的开放性而言，其内涵于企业文化中的职业认同和职业忠诚也应深度融入职校课程之中，以提高我国职校毕业生与产业的融合，增强企业和院校双方的信任。 以代表职业教育发展水平的高等职业教育为例， 截止 2012 年我国高职高专的数量已达 1297 所，高职（高专）在校生人数 964 万（普通本科院校 1145 所，人数 1427万）[7],无论是从院校数量，还是在校生规模，高职（高专）已然占到我国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可职业教育在我国企业发展和社会转型中的作用并未得到充分发挥， 这与职业教育课程中企业及产业文化的缺失有直接关系。 可见，从硬件和软件两方面来看，职业教育的应然主体被以政府主体为代表的公共教育无端排挤，企业文化也未能与职校课程兼容，导致职业教育发展的低效。 因此，政府应引导更多的企业举办和参与职业教育发展，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区域之间都应根据自身的特点来鼓励企业通过独资、合资、合作，或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多方式、多要素参与和引导职业教育发展， 并给予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