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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必须则旧 ──读《拿来主义》札记 （一） 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一文，写于1934年6月4日。对文学遗产的批判继承问题，是鲁迅一直非常注意的一个重大问题。他的观点最早偏重于对某些顽固派吹捧“国粹”的批判，接着也批判过一味崇洋、西化的论调。这在当时，他的批判都有针对性，是针对着全盘继承论和全盘否定论两个极端的。两个极端当然都不对，反对走这两个极端，如能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为指导，另外探索正确的道路，本来完全有可能，但由于缺乏“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的精神、态度和能力，不少人反而彷徨，甚至害怕起来了，对文学遗产采取了不敢接触，不敢择取的态度。其中，也有一些是主张革新，要求创新的进步人物。在他们看来，不向文学遗产拿点东西，照样可以创造出新文化、新文艺来，仿佛革新与继承是没有什么关系，更没有必然关系的。正是针对着这种新情况，新问题，也怀着不可抑止的激情，写了这篇《拿来主义》。这篇文章中的基本观点，虽然在他成于此文前后的其他文章中也有所表现，但都不如此文表现得集中、全面而且形象生动。为了更详细地理解他这篇文章，我们有必要参看他其他一些文章。不过此文的确是他讨论文学遗产批判继承问题的一篇最重要、最深刻的文章。虽已过去了半个世纪，今天读时仍觉得虎虎有生气，充满着科学价值与革命精神。因为半个世纪来，被他在这篇战斗檄文里指责为“孱头”，怒骂为“昏蛋”，鄙夷为“废物”的人仍不断出现。 他把不敢接触，不敢择取的人指责为“孱头”。 他把全盘否定论者，要放火烧光遗产的家伙怒骂为“昏蛋”。 他把全盘继承论者，大吸剩下的鸦片者鄙夷为“废物”。 他主张：“首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拿来之后，“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 为什么应该这么办？ 而为了要做到这一点，他要求从事这一工作，“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 （二） 大家知道，鲁迅早期曾非常尖锐地抨击过“国粹”。他曾以为要少看中国书，或者竟不看中国书。怎么后来又主张首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了呢？这里有没有矛盾？我的看法是：没有矛盾，但有发展。 在很多人顺应社会发展潮流，要求冲破旧文化的桎梏向前迈进的时候，顽固派却涌出来大肆宣扬“国粹”的美妙，一定要大家仍唱老调子。本国独有的东西是否一定好？为什么都该保存，而且仍像神明一样向它膜拜？说是保存“国粹”，实际岂不是在反对革新，妄图保古、复古吗？当时的形势，保存了“国粹”，不抛弃了老调子，要保存我们的国家、人民便很难。而“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义”（《热风·随感录三十五》）。他说：“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华盖集·忽然想到〔五至六〕》）可见，鲁迅在当时条件下狠批“国粹”，是把它作为顽固派妄图复古，反对革新的一块重要招牌来打击的，它打击了“国粹”，也就是打击了反动复古势力。当时文化革命战线上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打击这种复古伎俩，复古势力。显然还没有到对遗产需要提出具体分析，区别对待的时机。 须知要少看或者竟不看中国书的话，乃是鲁迅对当时的青年们说的，他认为当时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暂时不能作文不要紧，最要紧的是不要与现实人生离开，应积极做点革新的事（参见《华盖集·青年必读书》）。当时的青年一般对遗产中的糟粕还缺乏辨别力，劝告他们少看或者竟不看，是出于一种爱护，使他们少受或不受毒害。鲁迅从未笼统地要求一切人都少看或竟不看中国书。恰恰相反，他多次慨叹过真正懂得遗产中的精华，正确理解遗产的作用的人太少了。他写了《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搜集整理了很多古籍；他还想亲自编写一部文学史，可惜未能实现。只要稍加分析，对照事实，就可知道他从批判“国粹”到后来的主张“首先拿来”，其实是并不矛盾的。 当然，其间有发展。主要的危险已经不是复古或崇洋，一般青年已经逐渐长大，有一定辨别力了，创造革命的新文艺的需要更迫切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的传入以及苏联在批判继承文学遗产方面的某些经验教训的介绍，所有这些因素都促成了鲁迅思想在这一问题上的发展，使得他的观点更加辩证、完整、深化。我觉得，写成于《拿来主义》之前一年的《关于翻译（上）》中间的这一段，透露了发展的重要消息： ……但我们也不能决定苏联的大学院就“不会为帝国主义作家作选集”。这不但为物力所限，也为了要保护革命的婴儿，不能将滋养的，无益的，有害的食品都漫无区别的乱放在他前面。而且强壮，聪明起来，即使将鸦片或吗啡给他看，也没有什么大危险，但不消说，一面也必须有先觉者来指示，说吸了就会上瘾，而上瘾之后，就成一个废物，或者还是社会上的害虫。 鲁迅也就是在这篇文章里指出这个著名的观点的：“凡作者，和读者因缘愈远的，那作品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