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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于我国古代社会提升政治合法性的路径 我国古代社会提升政治合法性的路径论文导读：本论文是一篇关于我国古代社会提升政治合法性的路径的优秀论文范文,对正在写有关于政治论文的写有一定的参考和指导作用, 摘要： 政治合法性对于政治体系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历史和现实证明，任何一种政治权威，其要想拥有长久的政治生命，就必须解决政治合法性理由，我国古代的历代封建帝王也深知此种奥妙。为了强化人们对其政治统治的认同，他们借助学校、家庭、地方官吏宣传自己的政治意识形态，完善机制，提升官僚的道德品质，采取措施，推动社会各方面的发展。 　　关键词： 政治学； 古代社会； 政治合法性； 路径 　　 1673-9973（2012）04-0090-05 　　政治合法性是一个古老的理由。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曾指出：“一种政体如果要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就必须是全邦各部分（各阶级）的人民都能参加而且怀抱着让它存在和延续的意愿”，“一条适用于一切政体的公理，一邦之内，愿意维持其政体的部分必须强于反对这一政体的部分”。[1] 无独有偶，我国古代的政治思想家、封建君王也提出了与之极为类似的爱民、亲民、重民思想。甚至，他们还在政治统治的实践中采取了具体的措施来提升其政治合法性程度。 　　一、意识形态的构建与推崇 　　意识形态是一个极难界定的术语。自其被法国哲学家特拉西创立以来，就从来没有一以贯之的含义。正如有学人所指出的那样，“这个概念的光谱包括那些使拥有者感到十分自豪的意识形态直我国古代社会提升政治合法性的路径由写论文的好帮手.zbjy.提供,.到被谴责为完全虚幻即有意识地歪曲现实的意识形态……这个光谱扩展得十分大。人们可以用稍微夸张的话来说，有多少社会科学的教授职务就有多少种类的意识形态概念”，[2] 现实中意识形态已经被赋予了太多的内涵表达。据英国学者伊格尔顿的保守统计，目前流行于学界的定义就不下于“符号和价值的生产过程，代表某一特定社会群体或阶级特征的概念体系，系统扭曲的交往及统一性思维，话语和权力的结合”等十六种[3]。然而，意识形态内涵表述的差异性似乎无法阻止我们形成这样的共识：当“所有的政府，甚至最野蛮、最专制的政府，都试图让公民相信，他们应当服从政治法规，而且当权者可以合法地运用强制手段来实施这些法规”[4]之时，意识形态便难以逃脱被用来论证某种政治（制度）安排、政治活动合法、合理的宿命。 　　在我国的古代社会，以皇帝为代表的地主阶级似乎亦深谙此道。他们在取得政权以后，便竭力寻找一种主导性的理论体系，以为自己统治秩序的确立和存续提供合理依据。结果，儒家学说因其强大而独到的说服力、解释力，在糅合其他学派“有益”思想的前提下，受到众多封建帝王的青睐，成为论证整个封建社会政治系统具有合法性的有力武器。具体说来，该理论体系包括下述几个方面：其一为天论，即“奉天”来为王权的与使用提供合法性依据。如被誉为汉代孔子的董仲舒就说到：“《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玉杯》）又说：“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王道通三》）对民来说，“王者从天意以从事”（《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立于生杀之位，与天共持变化之势”（《王道通三》）；其二为等级观，即用自然界的物种存活规律来为现实社会的不平等正名；其三，将忠孝仁义等价值观视为主流价值观。然而作为某些人建构起来的主观性理论产品，意识形态并不会天然地被人们所接受。在实践中，其要获得人们的认可，大规模的包装、营销是必不可少的。为此，我国古代社会的历代封建帝王总结了如下方式： 　　（一）学校教化 　　学校在我国具有极为悠久的历史。据相关文献记载，早在上古三代时期就设立了学校。汉政权建立以后，又于中央设立了太学，地方设立郡县国之学。至唐宋时期，书院之风盛行，私学兴盛。然尽管各个时期的学校在名称、类型上皆有所差异，但是其传播统治阶级的政治思想、理念和道德观念，对社会成员实行思想教育和道德驯化的责任却从未转变。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官僚上书和帝王诏令中找到详细的记载。如西汉公孙弘上书：“闻三代之道，乡里有教……，其劝善也，显之朝廷；其惩恶也，加之刑罚。故教化之行也，件首善于京师始，由内及外”。[5] 汉成帝则诏书：“古之立太学，将以传先王之业，流化于天下也”。《礼记·学记》也归纳到：“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凭借着学校的此种专门教育和培养，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政治价值体系、信仰和态度等观念的东西被传播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和角落，传统社会的政治权威也因此得到社会成员的广泛认可。 　　（二）家庭教育 　　我国古代的家庭教育源远流长，研究成果也异常丰富。其内容不仅涉及成年者，还包括儿童，甚至连胎教都有所涉猎。那么，古代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