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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于政治文化对新诗写作及新诗史的影响 政治文化对新诗写作及新诗史的影响论文导读：本论文是一篇关于政治文化对新诗写作及新诗史的影响的优秀论文范文,对正在写有关于政治论文的写有一定的参考和指导作用, 摘要：现代诗人对政治有着不同的政治文化对新诗写作及新诗史的影响由优秀站.zbjy.提供,助您写好论文.认知与想象，因此诗歌的主题往往也透露出各自不同的政治理念。同时，政治对诗歌的艺术也会形成压抑并导致诗人想象力与创造力的隐失。因此卞之琳认为徐志摩早期的诗歌更具有恒久的艺术力，而从艾青1940年代开始的政治抒情诗写作中，亦可看出其艺术个性的减弱。政治对新诗阐释的影响主要取决于阐释者对时代政治规范所持的立场，以及对阐释对象与政治规范之间关系的理解与把握，这些最终都会影响到对新诗史的叙述及评价是否与客观实际相偏离。 　　关键词：新诗创作；新诗史阐释；影响；政治文化 　　李泽厚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将中国现代史概括为两个主题：启蒙与救亡。这两个时代主题都和政治紧密关联启蒙是反对封建传统，救亡则是御侮图存。中国现代文学作为时代文化的一部分，不可避开要受到政治的影响，救亡与启蒙就曾是文学双重变奏的主题。而当下的一些学者则进一步突出政治对整个20世纪文学的影响，将20世纪概括为“非文学的世纪”①，因为“政治文化思潮影响和制约着20世纪大多数年代文学的基本走向”②。而新诗由于文体特征的理由以及继承了中国诗歌抒情的传统，受政治的现实性和功利性的影响则尤为显著。因此，本文以徐志摩和艾青为中心，研究政治对新诗创作主题及艺术的影响；另外以朱自清、艾青、臧克家和谢冕分别为《中国新文学大系》的《诗集》所作的四篇“序言”为对象，研究政治规范对新诗史阐释与评价的影响。 　　一 　　1984年艾青在总结1927至1937这十年的新诗创作时，对徐志摩的评价只有短短几句话，他说：“徐志摩具有纨绔公子的气质，写了不少爱情诗，他喜欢在女人面前献殷勤。他的诗，常以圆熟的技巧表现空虚的内容。”③但是徐志摩当然不是一个只会吟咏风月的诗人，他对社会的反应很敏感，思想也很活跃。因此，朱自清把他形象地比喻成“跳着溅着不舍昼夜的一道生命水”④。茅盾更是说“他是一个诗人，但是他的政治意识非常浓烈”⑤。徐志摩在《猛虎集》自序中将自己的思想历程概括为一个曾经有单纯信仰而流入怀疑的颓废的人。而让他对信仰产生怀疑、幻灭并最终陷入颓废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政治。茅盾在他的《徐志摩论》一文中称徐氏是“布尔乔亚式政权”预言的乐观的诗人。确实，徐志摩游历过欧美，并深受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民主自由理念的影响。因此徐志摩经常在诗中鲜明地表达他的政治姿态，例如在冯玉祥将末代皇帝溥仪赶出紫禁城之时，他用口语写作了《残诗》：“关着，锁上；赶明儿瓷花砖上堆灰！别瞧这白石台阶儿光润，赶明儿，唉，石缝里长草，石上松上青青的全是莓！”诗中词句之间对封建专制王朝的倾覆充满了嘲讽与快意。在《再不见雷峰》中，对杭州雷峰塔的倒掉，他写道“为什么感慨：这塔是镇压，这坟是掩埋，镇压还不如掩埋来的痛快”，诗中的“政治意识”亦呼之欲出。在《新月》的发刊词《我们的态度》中，针对政治观念及文艺主张上的分歧，他提出“我们先不问风是在哪个方向吹”。但是，最后他仍然不可避开地在怀疑中走向了颓废：“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在梦的悲哀里心碎！……黯淡是梦里的光辉”（《我不知道风是哪个方吹》）。徐志摩对于国内发生的政治事件喜欢发出自己的声音，传达自己的政治意识。对于国内1922年的直奉战争，1925年的“五卅”惨案和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他在《自剖》文中记述了自己矛盾的心态，既认为“民族解放要流血”，又说“爱和平是我的生性”： 　　“五卅事件”发生的时候我正在意大利山中，……自内战纠结以来，在受战祸的区域内，哪一处村落不曾分到过遭奸污的女性，屠残的骨肉，供牺牲的生命财产？……再说哪一个民族的解放史能不浓浓的燃着Martyrs的腔血？俄国革命的开幕就是二十年前冬宫的血景。……爱和平是我的生性……记得前年奉直战争时我过的那日子简直是一团黑漆，每晚更深时，独自抱着脑壳伏在书桌上受罪，仿佛整个时代的沉闷盖在我的头顶直到写下了“毒药”那几首不成形的咒诅诗以后，我心头的紧张才渐渐的缓和下去。⑥ 　　但徐志摩毕竟不是一个政治家，他的政治意识有时候也是一腔的书生意气。例如1923年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彭允彝涉嫌构陷北平市财政总长罗文干，蔡元培是罗的密友，而且确信其不会受贿卖国，因此提出抗议。徐志摩为了声援蔡元培，对于这起事不关己的风潮，他写作了《就使打破了头，也还要保持我灵魂的自由》一文，说“我们应该积极同情这番拿人格头颅去撞开地狱门的精神”。徐志摩还有两首诗由于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一度被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备受诟病，那就是收于《猛虎集》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