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四企业为支持抗战作出贡献-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pdfVIP

SHIHAI 史海钩沉 GOUCHEN 重庆四企业为支持抗战作出贡献 刘绍璋 猪鬃是猪脊背部长而硬的鬃毛，在军事工业中，用于油漆军舰、坦 克及清刷枪、炮，是军工生产和维护必需品。二战期间，猪鬃成了紧俏 的战略物资，美英苏及德日政府均把猪鬃列入战略物资，民间禁用；中 国政府则公布统购统销法令，由政府专营及外贸。 创办实业 发展民族工业 支持抗战 抗战前，中国猪鬃产量在全世界最大，占世界产量 80%，四川居全 国首位。抗战爆发，国民政府迁都重庆，重庆成为中国物资生产、集聚、 出口和外运中心。大后方的民族工商业者以实业救国，特别是创办生产 加工盟国急需战略物资，支持抗战。 民建会员古耕虞，被誉为“猪鬃大王”，战前其“古青记”商号占中 国猪鬃出口近70%，产量达年6000关担(海关重量标准，合133.33磅)。 1937年以“古青记”为中心组建“四川畜产公司”(筒称川畜)。 1939年9月中国政府公布《全国猪鬃统购统销办法》后，民建会员、 美丰银行董事长康心如，设立宝丰进出口公司；川康银行董事长衷玉麟、 刘航深设立以民建会员刘伊凡任经理的和源实业公司；民革潘文华(起义 将领)之弟潘昌猷设立崇德贸易公司等十余家。 此后政府共批准川畜、宝丰、崇德、和源等七八家企业为政府签约商。 中国猪鬃产销走向重庆(中国)“四大公司”时代 此时川畜有 6 家洗制厂，工人 1600 人，出口“虎牌”猪鬃；宝丰公 32 SHIHAI 史海钩沉 GOUCHEN 司，有4家洗制厂，工人700余人，出口“MF”牌猪鬃；和源实业公司， 规模同宝丰，出口“ABC”牌猪鬃；崇德贸易公司，规模同宝丰、和源， 出口“飞机”牌猪鬃。这 4 家公司占据了猪鬃政府出口市场，出口额超 过90%，年出口2万关担，政府和行业称之为“四大公司”。而其他小企业、 商号、洗房，均向四大公司靠拢，实际上附属于四大公司。 四大猪鬃公司实施现代企业制度，变季节性生产为常年生产，建立 垂直管理的联合企业模式，进行批量加工、标准化生产，信誉得到社会、 中外政府认可。 四大公司中“川畜”实力雄厚，产量占四大公司近一半，“川畜” 通过抗战，从一个地方性川邦企业上升为全国性大企业，“虎牌”鬃成 为国际名牌产品。而“和源实业公司”成立最晚，1945 年出口已超过 2500 关担（约占猪鬃出口量的 17%），在 1946 年底配鬃售后结存量就 达 2000 关担，价值 100 万美元，在全国猪鬃业名列第四。 鉴于四大猪鬃公司的极大信誉、实力和影响，成为政府出口依赖， 政府在避免金融骚动、规范金融市场秩序方面都借重过四大公司，如中 央银行重庆分行经理杨晓波、重庆警备司令孙元良都紧急召见过四大公 司负责人吴懋卿（川畜经理）、周介眉（崇德经理）、康心远（宝丰总经理）、 刘伊凡（和源经理）。前者商请企业支持政府，以库存猪鬃押借，填平全 市银行结算所缺头寸；后者要求企业配合政府整顿金融市场。 顾全大局 团结抗战 国民政府的猪鬃统销办法规定民营业收购生产必须申请登记，仅政 府批准签约商才可收购、加工、生产、销售猪鬃，成品一律交政府机构， 收购牌价由政府制订等。当时，国内市场政府收购牌价仅为国际价格的 1/10 以下，猪鬃出口利润 90% 被政府收取。如民营企业交货官商，按牌 价每箱法币5万元，而出口到美国的价格高达67万元，相差达10多倍之巨。 政府官商年掠夺民族工商企业收入达到千万美元。 周恩来当时在重庆曾数次接见古耕虞，因企业坚决反对政府不顾民 33 SHIHAI 史海钩沉 GOUCHEN 间疾苦的官方垄断猪鬃。周恩来指出：“国民党官僚资本大搞与民争利的 官方垄断和掠夺。”但为一致抗战，他希望“鬃商不应要求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