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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论洛克政治合法性理论初探 洛克政治合法性理论初探论文导读：本论文是一篇关于洛克政治合法性理论初探的优秀论文范文,对正在写有关于洛克论文的写有一定的参考和指导作用, 摘 要：洛克的政治合法性理论是西方政治合法性理论发展链条中极为重要的一环。政治合法性源于民众同意。政府的公共权力源于人民在订立社会契约时的委托式授权，公共权力政治合法性的根源在于民众自愿的结合和人们自由地选择他们的统治者和政府形式；政治合法性奠基于保护权利。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权是人最基本的自然权利，不可让渡、不可剥夺、不可侵犯，保护个体权利尤其是保护财产权是公共权力赖以存在的基础。国家是人民自由契约的产物，统治者也是缔约方，其统治合法性的维持依赖于对人民生命、自由和财产权的有效保护；政治合法性依赖于分权制衡。理想的政体形式是国家权力的各部分相互制约的政治共同体，立法权高于行政权和对外权，但立法权本身也必须受到有效制约。 　　关键词： 洛克；自然权利；政治合法性；社会契约；财产权；立法权；有限政府 　　1003-1502（2013）06-0011-06 　　政治合法性论题与人类政治社会相伴而生，如影随形，人类政治社会产生以来，政治合法性论题就进入了政治学家的视野。政治学家和统治阶级一直在不断追问并试图破解此类现实政治难题：政府的公共权力如何才能不断巩固？既定政治系统的政治秩序如何才能有效维护？掌权者的政治统治如何才能深入持久？这些理由在当代政治学话语谱系中，属于政治合法性论题。纵观西方政治思想史，系统的政治合法性理论形态形成比较晚，但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总是在不断寻求某种程度的政治合法性支撑和政治合法性证明。 　　政治合法性作为政治哲学的重要经典议题引起关注最早是在欧洲中世纪时期，现代政治学作用的政治合法性思想则产生于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而追溯政治合法性思想的源头，对政治合法性论题的理论基点——“统治与服从”关系的深思和探究则从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罗马时期就已经开始了。正如德国当代著名政治学者赫费所阐述的，在人类社会早期的合作思想中就已有政治合法性理论的古典道路，在冲突思想中则已有政治合法性理论的现代道路。柏拉图已经在同时使用两种政治合法性模式，即合作模式和冲突模式。[1]有学者甚至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政治合法性不断被发掘和转换的历史。 　　西方政治合法性理论源远流长，且纷繁复杂。洛克的政治合法性理论是西方政治合法性理论发展链条中极为重要的一环，本文拟对其展开深入系统的分析。洛克（John Locke，1632-1704）是英国近代著名哲学家和政治学家、重要的启蒙思想家，近代西方自由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洛克认为，政府的公共权力于民众在订立社会契约时的委托式授权，公共权力合法性源于人们自愿地结合、自由地选择统治者和政府组织形式。生命、自由和财产权是人之为人最基本的自然权利，保护个体基本权利尤其是保护财产权是公共权力赖以存在的前提和基础。统治者不是超然的，他也是缔约方，其统治合法性的获得和维持依赖于对民众生命、自由和财产权的切实有效保护。 　　一、政治合法性源于民众同意 　　与近代诸多社会契约论思想家一样，自然状态学说是洛克政治哲学的逻辑起点。洛克预设了人类建立国家，进入政治社会之前所生活的“自然状态”，不过此自然状态不是霍布斯所描绘的那种“人对人是狼”、“每个人反对每个人的战争状态”，[2]而是“一种完备无缺的自由状态”，“也是一种平等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一切权力和管辖都是相互的，没有一个人享有多于别人的权利。”[3]人类基于自然的平等不是导致人们利害冲突的根源，也不是引发血腥战争的根源，而是人类履行互爱义务的基础，并引申出正义和仁爱的重要准则。洛克引用16世纪英国著名神学家胡克尔（Richard Hooker，1553-1600）的话说：“相同的自然动机使人们知道有爱人和爱己的同样的责任；因为，既然看到相等的事物必须使用同一的尺度，如果我想得到好处，甚至想从每个人手中得到任何人所希望得到的那么多，则除非我设法满足无疑地也为本性相同的他人所有的同样的要求，……如果我要求本性与我相同的人尽量爱我，我便负有一种自然的义务对他们充分地具有相同的爱心。” [3]（5-6） 　　在洛克看来，自然状态中的自由决不意味着放任，人类遵守自然法，它的维系有待于人类理性的自觉，亦即每个人通过理性的行为与那些同自己一样自由的人和睦相处。在自然状态中“虽然人具有处理他的人身或财产的无限自由，但是他并没有毁灭自身或他占有任何生物的自由，除非有一种比单纯地保存它来得更高贵的用处要求将它毁灭。自然状态有一种为人人所应遵守的自然法对它起着支配作用；而理性，也就是自然法，教导着有意遵从理性的全人类：人们既然都是平等和独立的，任何人就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和财产。”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