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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人传统到编辑的工具精神 　　做编辑，既是价值的发现者和提供者，更是书这种物质产品生产环节中的一环。大多数时候，我们每天面对的就是具体的书，具体的作者，具?w的生产流程和具体的市场压力。如何将抽象的价值呈现为一本本好书，如何将个人从业中的能力和感悟一点点落实到书的具体制作流程和宣传定位中，是编辑每天都要思考的内容，也是编辑工匠精神的题中应有之意。从这个角度说，提倡编辑的工匠精神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专业能力是编辑工匠精神的核心 　　首先，我想谈谈我感受到的编辑这个行当的文人传统。因为继承文人传统是编辑工匠精神的出发点。我所在的单位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文传统一直是我们宝贵的精神传承。这种传统在秉持规章制度的同时，也最大限度地尊重编辑的个性；在用经济效益衡量编辑的同时，也最大限度地关注编辑所创造的点点滴滴的社会效益。总之，在这种传统之下，编辑感受不到压制性的“必须”如何如何，更多的是自觉自律。它的包容、体恤、淡定、韧性、合作精神甚至妥协精神，都让我们每一个人受益。 　　当然，这种人文传统的形成是和我们的文人传统密切相关的。跟人文传统比起来，文人传统显然更个体一些，它往往跟理想、才华、学识、性情、操守、底线，甚至不妥协有关。用今天的理念衡量，这种传统就是鼓励编辑做自己专业的专家、学者，我个人将其概括为“有高度、有态度、有风度”。 　　我们社曾经出版过一本《永远的朝内166号――与前辈魂灵相遇》，作者就是我社退休的老编辑。这是一本朝内166号文人传统的系统梳理。它以人物列传的方式，写到了我社16位领导和前辈。我体会，它的每一篇都在写，作为一个编辑和一个出版人，首先是一个文化人、一个文人，是视野开阔又务实有为的文人，文化责任感和文化良知在他们的血液里。同时，他们胸怀诗书、不拘小节――“胸怀诗书”，让他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领域的专家，他们的专业判断力和行业影响力不容小觑；同时，作为专家，他们和作者产生意见分歧的时候，能够发出有依据、有质地的商榷的声音；“不拘小节”则让他们在合作做事情的时候，更务实，好沟通，易协调，能够成事儿。 　　联系个人十一年的从业历程，深感一个编辑，由揣摩人文传统到继承和发扬文人传统之重要，深感成为自己专业的专家、迅速找到自己的定位并坚持自己的个性特色之重要――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有各自的优势和短板，做书做到最后，就是编辑的个人学养和综合能力的展现――能够把握什么样的选题，擅长把握什么样的选题，能够把一个具有生长潜力的选题实现到什么程度，最后往往跟个人的专业能力有关，跟理想、才华、个性、性情、风骨、操守和底线有关。而这些，往往是不可替代，也是不可淹没的。我体会，专业能力是编辑工匠精神中最核心、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坚守价值品质、培养耐挫力是编辑工匠精神的重点 　　当然，文人传统所说的个人判断力与选择力，工匠精神所说的专业能力，和率性而为、不讲章法不是一个概念。参考那些有关出版人、出版行业的书，比如反应美国出版状况的《我与兰登书屋》，比如反应日本出版历史的《出版大崩溃》等等，我们发现，出版在任何时候、任何国家、任何单位都不是毫无限制的，都不是纯个性化的，都要将个人能力和制度规约结合起来做事。这种规约包括出版政策的规约，市场规律的规约，甚至社会约定俗成的礼仪章法的规约等等。而每一个国家的阅读环境，或者说，每一代编辑曾经面对的阅读环境，都从没有被称赞过最理想的，都或多或少地有问题，有瑕疵，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每一代编辑的市场困惑和价值困惑也几乎都是相通的。 　　我的专业是当代文学，相对而言，这个专业最活跃，同时竞争也最激烈。上个世纪80年代，“文革”结束以后，是中国当代文学最蓬勃发展的时期。在现在的我们看来，那是出版的黄金时代，一本书，一个杂志上的一部作品，动辄就成为全社会热议的话题，而一个作家一夜之间天下皆知也绝不是空穴来风。想想现在，让一个写纯文学的无名作者靠一部作品天下皆知，有多难！一本书变成全社会热议的话题，又需要多少天时地利人和。而所谓“天时地利人和”，也往往是出现在事后的总结里，很少有出版人能够在前瞻性的预案中预见到一本书全部的机缘和机会。 　　放眼看现在的诺贝尔文学奖、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那个时候登上文坛成为新生力量大多靠的都是一个两个反响热烈的中篇小说，莫言、贾平凹、余华、苏童、刘恒、王安忆……名单可以列得很长。但即使如此，那个时代的编辑也认为，与“文革”期间浩然和克非的图书相比，这个时候的图书发行量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同时，只需要看一看相关编辑回忆当年出版这些著名作品时候的战战兢兢，比如《沉重的翅膀》《古船》，包括后来的《活动变人形》《白鹿原》《尘埃落定》《废都》《丰乳肥臀》等等，就会知道，那个时候的出版面对的有形无形的各种压力有多少……而且，那会儿的出版，无论你做了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