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议商务印书馆与儿童文学——中国儿童文化产业早期实践的启迪.docVIP

　　试议商务印书馆与儿童文学——中国儿童文化产业早期实践的启迪 试议商务印书馆与儿童文学——中国儿童文化产业早期实践的启迪 导读：文化与本土文化”等一系列彼此依赖又彼此对抗的因素之间寻找最佳结合点的艰难磨合来确立自己的文化理念与商业品牌。　　　　从商务诞生到初期的发展,外来技术、资金乃至文化一直是其运转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当年的日本元素为《最新教科书》的高质量铺垫了扎实的基础,而商务其怀抱世界又不失自我的格局则别有一番勇气和承 随着文化产业日益被经济发达国家视为21世纪的“黄金产业”,儿童文化产业更是被寄予了巨大的期望:“北美的孩子每年要花费1150亿美元……在孩子们身上有着无限商机。如果忽略了儿童对经济的影响,我们失去的不仅是对这个上升最快的消费市场的把握,还包括未来数十年商业发展的判断。”(安妮·萨瑟兰 贝思·汤普森,《儿童经济》)于是,从“天线宝宝”到“哈利·波特”,从“变形金刚”到“哆啦A梦”,一个又一个席卷全球的儿童产业富矿被成功开发出来。这对正在蓄势待发又尚显薄弱的中国儿童文化产业来说,既提供了一个令人遐想的远景又构成了一种必须超越的压力。如何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创建富有生命力的本土儿童文化产业?这个命题无论从理论层面还是操作层面都值得我们长久关注。 　　 　　由于中国百年现代化历程的曲折与断续性,当代的诸多文化议题在很大程度上都需要我们回到上个世纪的历史现场才能理清其内在的演进思路、困境以及可能的解决途径,中国儿童文化产业也同样具有某种历史的积淀和经验。 　　 　　1904年,商务印书馆以一套在中国教育史上前所未有的小学教科书为基点实现了从印刷业到出版业的飞越,并由此成为近现代中国影响最深广的图书出版企业。商务的运作思路和它的成功正应和了历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的观点,“启蒙同时也是一项利润巨大的生意”(罗伯特·达恩顿,《启蒙运动的生意》)。这家深度介入20世纪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民营出版机构在其起步之初敏锐把握了新兴的商业缺口——学校和儿童市场,这一历史记忆可以说为今天的中国儿童文化产业研究提供了值得借鉴与深入深思的早期实践。 　　 　　商业利益与现代性诉求 　　 　　虽然中国早在11世纪就发明了活字印刷,但一直到19世纪前叶,中国使用最为广泛的依旧是已有一千多年历史的雕版印刷,导致传统中国的书籍阅读和思想传播只能局限于士大夫阶层,而不能扩展到经济能力和阅读能力均贫弱的平民阶层。 　　 　　1897年,四个中国基督徒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和高凤池带着他们从美国长老会传教士所创办的“美华书馆”(The Chinese and American Holy Classic Book Establishment)所学来的印刷技术在上海租界内创立了自己的印刷厂,取名为“商务印书馆”(mercial Press)。第四年,他们又购入日资“修文书馆”的印刷机器,令印书馆的印刷力量得到及时扩充,成为当时上海拥有最先进设备的国人印刷所。 　　 　　无论是器物层面还是精神层面,商务印书馆的诞生都可以被视为晚清社会近半个世纪以来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一个典型结果。同时,商务印书馆的创办人以及投资者之间或血缘或姻亲的联结纽带则呈现了传统中国源远流长的家族文化力量。因此,更确切地说,透过商务的诞生,我们似乎看到晚清中国在经历“西学东渐”的洗礼之后开始寻找本土文化现代化的出路,而其背后的直接推动力则源自世俗的经济诉求。 　　 　　虽然已经具备当时编撰教科书的诸多有利条件,但是商务依旧经历了在“启蒙与生意”、“引导与迎合”、“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等一系列彼此依赖又彼此对抗的因素之间寻找最佳结合点的艰难磨合来确立自己的文化理念与商业品牌。 　　 　　从商务诞生到初期的发展,外来技术、资金乃至文化一直是其运转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当年的日本元素为《最新教科书》的高质量铺垫了扎实的基础,而商务其怀抱世界又不失自我的格局则别有一番勇气和承担。日本的小谷和长尾提出,“教科书插图极为重要,须请第一流画家绘制。这意见受到商务印书馆当局高度重视。”(王益,《中日出版印刷文化的交流和商务印书馆》)虽然日本的出版技术与理念在总体上均领先于中国许多,但商务编译所的中国学者并不曾失去自信与独立,正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双向交流为商务的《最新教科书》带来富有生命力的本土气息。 　　 　　商务教科书编撰工作的推动力之一是1902年清廷颁布的学堂章程,但是1904年1月(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清政府颁布的“癸卯学制”却给这项工作的前景抹上浓重的阴影。在面对外部压力时,商务内部的不同意见颇能反映出版社这一文化实体其本质的矛盾性,如果经济商务印书馆与儿童文学——中国儿童文化产业早期实践的启迪由专注毕业论文与职称论文的..提供, .利益与文化责任不能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