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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农抗战往事 　　当年为抗战“充实民生与国防”立校的西北农学院，筹创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烽火燃起的开端，“在国防建设的重要区域”的武功建立，经历了十四年抗日战争的全过程。 　　这里曾召开抗战中重要的“武功军事会议”，又是抗战中“兴学兴农”的战略后方。 　　在抗战硝烟中，西农人谱写了壮丽的篇章，留下了难以忘却的抗战记忆。 　　上世纪30年代初的中国，“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一所规模宏大、学科门类齐全的现代高等农业学府―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却在远离大城市的几近荒芜之地拔地而起，成为兴学兴农和抗战时期培养农业科教人才和科研推广的重要基地，肩负起为抗战“充实民生与国防”的重任。 　　“如果不是‘七七事变’，而是‘七八事变’‘七九事变’，那我们西农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农专筹备主任王玉堂（字子元）在建校十周年校庆演讲时，提到西农在抗战期间首次遭受的重创时，仍痛心不已。 　　据史料记载，农专教学大楼（即奠基大楼，后亦称三号楼）及校舍基本建成后，即斥巨资在上海购置教学、办公及生活设备，但装载所购物资的专列行至郑州时，“七七事变”突然爆发，军运紧急，专列未能通过，全车毁于战火。 　　当年，农经系学生杨笃在台下聆听王玉堂先生的演讲，后留校工作，这段校史他铭记了几十年。 　　为“充实民生与国防”立校 　　“民国十八年（1929年）秋，陕西大灾，焦易堂随林森主席、戴季陶院长赴陕视察，至咸阳、兴平、武功等县，沿途见饥民载道，田园荒芜，武功尤甚，目击心伤，为之泪下。当时由戴院长向主席呈请：武功为农业开始之地，后稷教稼之乡，拟恳回京后向中央提议创办西北农业大学。先办农业专科学校，再因事实及需要逐步扩充以造就开发西北之实用人才。”上世纪50年代，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焦易堂记述了西农创办之缘起。 　　焦易堂回忆说，参与西农初期创办的人员多是学贯中西的政府要员，社会文化名人和中外学界大师。他们为西农创建“悉心擘画，多所建树”。其兼容并蓄、民主科学、中外文化思想交融的办学理念，为战时西农高规格、高水平、崇尚实践之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十三年（1934年）四月二十日，戴季陶先生暨易堂在武功张家岗行校舍奠基典礼，是即今日校庆纪念日之由来也。”焦易堂在记述中说。 　　1938年3月，日寇侵占山西临汾，潼关为之告急，西安顿觉吃紧。刚刚由农专改组的国立西北农学院准备南迁。学校先在汉中勉县寻得庙宇祠堂10座，并在勉县柳树营黄龙乡设立临时保管处，又在勉县武侯祠设立办事处，以备情况紧急时迁校。直至抗战胜利，1946年春，这些物品才全部运回武功张家岗校本部。 　　1944年4月20日是西农建校十周年，当时抗战方殷，学院名师云集，院方欲隆重纪念这一节日。校庆之日，校园整饰一新，迎接校友返校（学院宣布校庆为校友返校日，即每逢此日校友均可自愿返校）。庆祝会场设在教学楼三层西大教室，时称大礼堂，礼堂墙壁上日寇轰炸的残痕清晰可见。在庆典上，王玉堂先生应邀到会演讲。1949年毕业于西北农学院农经系的杨笃回忆说：“王先生瘦高，身着一身浅灰色布长袍。戴高倍近视镜，观其神采约50岁，操不纯的关中方言，很有精神。” 　　王玉堂在校庆演讲中还讲道，西农校址选定之后，正值陇海铁路西安至兰州段选线于西兰公路的南大路沿线，即由西安向西，跨越咸阳、兴平、武功、扶风、岐山、凤翔、千阳、陇县、华亭、平凉等县城直达兰州。因在武功县（今武功镇）设站，距学校15里，来往不便，校方遂建议铁路改线，经由学校南门外设站。铁道部门采纳了这个建议，遂改为沿渭河绕天水至兰州，即现在的线路。 　　同仇敌忾 抗日救亡 　　战乱年代创建的西农，一开始就不是世外桃源。学生们不满国民党黑暗统治，积极要求抗日救亡的愿望不可遏制。大家认为，如果国家亡了，当了亡国奴，读再多的书又有什么用？1935年，少数先进学生开始参与社会活动，以后逐步发展起来。到了下半年，西农的学生运动已跟上全国形势。 　　由于国民党实行“攘外必先安内”，采取不抵抗政策，中国东北、华北广阔国土沦陷，东北、华北学生相继来西农就读。在这些学生中有共产党员，也有不少是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他们到西农以后，积极推动西农抗日救亡活动。 　　1936年至1938年，中国药学教育事业奠基者之一、药物化学家和药学教育家薛愚教授在西北农学院任教。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由于日本军队利用飞机狂轰滥炸，投放灭绝人性的化学毒气弹，学校抗敌后援会指示我编写了一本小册子―《防空防毒法》，在校内宣传、示范和演习之外，还由农专印刷出版，散发全国。我们还到西安市，组织中学化学教员成立了训练班，进行两周学习，除讲课和实地演习之外，还制造了较简易的化学毒气、喷雾剂等。葛春林教授到西安军校也进行了有关防空防毒的教育。” 　　“七七事变”的爆发，掀起全国人民在共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