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永学：其画如书（上）.docVIP

夏永学：其画如书（上） 　　吞吐千年来的美术风云，对话禽鸟花植的本来初心，理清喧嚣宁静中的是非曲直，以纯粹干净的理念和这片美术沃土同德同缘。在夏永学走过来的几个时代中，装满了他自己的书卷气和丹青品质，而这些正是北京文史研究馆馆员所要有的人生气象。 　　六年前的一个普通日子，正在家里的夏永学听到自己的手机响了，一个陌生电话号码。“喂，您是夏永学同志吗？我是北京市文史研究馆，是这样，我们知道您是一位艺术家，想请您担任北京市文史馆馆员，您的基本情况我们都知道了，有些细节再跟您确认一下。” 　　接到这个电话，夏永学的心情并没有什么不平静，他在几十年内受邀为国家政府机关画了不少大画。经历的事多了，知道他的人自然也多。荣辱不惊，已经成为他的人生哲学，当时夏永学也没有多想就答应了。经过申报资料并报市政府批准后，2010年3月10日，时任北京市长郭金龙亲手向夏永学颁发了馆员证书。他从此终身成为这个具有统战性、荣誉性文史研究机构的一员。 　　今年“三伏”天里，我在夏永学的家里看到了他的两本新画册，一本就是北京文史馆馆员画集《精研博取》（线装书局2015年4月），一本是《中国当代美术名家绘粹?夏永学卷》（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2015年12月）。他自从有了文史馆馆员这个身份，我对他的魅力感受更加完整了，馆员这个名称叫起来容易，但里面又该映衬着他多少苍海桑田的底子，他的大半辈子，一直没有离开对中国传统书画的研究，实至名归的馆员身份，让我增加了写好这篇文的灵感。这不，翻开他的新画册，浓浓的书卷气扑面而来，透出好一股清爽。欣赏之余又发现，里面的有些作品并不是新作，而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至两千年之间创作的。旧作初看，反而觉得他的艺术功底在几十年前就被夯得这样瓷实，啧啧称妙的同时，也让我不能不想起他那间与书房共用的画室，那间推开窗户就能俯瞰中关村大街的繁华，能听到外面满是市肆喧嚣的画室，因为桌子小铺不开，每张画都是画一部分卷起一部分，这两本画册里的不少作品无疑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完成的。 　　因为我也居住在附近，所以对这里的环境感同深受。我很诧异他守着中关村发展的磁场效应，楞是不为金钱所动，以极其安静的心态画了二十多年的工笔画，而且是那种容不得他在画中有半点发泄和走神、一画就得十天半个月的工笔画。与其说是画，不如说他练的是一种禅定，外面的车水马龙、市肆喧嚣就是他的陪练，只要进入禅定状态，他的思绪立刻和花鸟轮番起舞，胸中情志满纸生，真是想停也停不住。二十多年他就是这么走过来的，而且是人生里最为辉煌的二十年。但话又说回来，外面送来的热闹，不正是那个时代的特征吗？再说热闹里含着的锐意进取的势头，又何尝不是另外一番情致？其实画画也只是他的业余爱好，他还有一份正经的工作，每天要和普通人一样去上班。但这里要说清楚啊，说他的画是业余画的，可没说他的画业余啊，两个概念。画画动机不被当下心事所累，画里的赋予自然是一番真性情，所以业余反倒成为一种优势。 　　他刚住在这里时，中关村大街还叫白颐路，沿路两旁那时还呈现着踏青折柳的空翠，可能就等着中关村传奇的来临呢！可那时夏永学的传奇却已经开始了，1978年春天，《光明日报》、《文汇报》等一些全国大报几乎同时刊登了他的作品《洁白的鲜花献给周总理》，这是他的作品在中国美术馆参加全国美展时，被新华社记者发现作为通稿发的，作品登出后好评不断，夏永学体会到了来自舆论界的推动力量。但这样的记录并没有让他产生任何非份之想，配合着白颐路向中关村大街的华丽转型，他也要挖几桶金，但这完全是精神上的。他继续钻进了中国美术的编年史中，和宋元明清的大画家们一个个的做着较量。其实也没有谁非要他这么做，非要他以画家里的“学院派”来规范自己。是他自己跟自己较劲，因为他不仅是学院派，而且是最正宗的学院派。当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田世光正在一对一地辅导着他，在这之前另一个工笔画大家俞致贞先生辅导他六年，还有再往前的王学敏。而他毕业的学校是北京工艺美术学校，他1965年毕业，卡在文革前，一点没耽搁。 　　现在回头看，他师承田世光先生30年，时间之长，缘分之深，在当年少见，在现在堪称传奇。田世光的人格影响为他加了分，“认识田世光先生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节点”， 夏永学如是说。 　　师承名门 　　那么我们就从这个节点说起。那是1968年初夏的北京，25岁的夏永学当时不顾有多少事正在黑白颠倒，有多少人在做着生死较量，他通脱执拗的性格依然支撑着学画的勇气。那天刚下班，他就直奔中山公园写生，很快就站在了一簇牡丹花前。画花人能画上牡丹，在当时是不幸中的大幸了，要知道这类花卉在别处早已被打入冷宫，这里的牡丹能逃一劫，多少是沾了中山公园政治气候的光。那天这些牡丹真给夏永学面子，它们的叶脉如线条流畅、花朵像云霞美丽，这让夏永学很快聚精会神的进入了写生状态。他认真地观察，细心地描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