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豪赌──索罗斯与英格兰银行的英镑攻防战.docVIP

世纪豪赌──索罗斯与英格兰银行的英镑攻防战 二、战争的发动者：乔治-索罗斯及其量子基金　　　　乔治-索罗斯，一个匈牙利犹太人的儿子，在二战期间凭借一张假的“非犹太人”身份证躲过了纳粹的屠杀，全家一起迎来了苏联红军的“解放”。但是，索罗斯一点也不喜欢苏联建立的共产主义匈牙利，反而非常怀念二战末尾的那段危险历史给他的“锻炼”──从心理学的角度讲，这或许能够说明索罗斯从小就是一个风险偏好者，所以才能在证券交易、商品交易和国际宏观投机领域取得这么高的成就。　　1949年，年轻的索罗斯抱着对东欧共产主义政权的刻骨仇恨离开了匈牙利（事实上，没有多少犹太人会喜欢苏联式的共产主义），到著名的伦敦经济学院攻读经济学。必须说明的是，索罗斯家庭并不富裕，即使他们原先有点积蓄，也早就丧失在二战和共产主义改造的政治旋涡之中了。所以，索罗斯能够在伦敦经济学院这样的知名学府读书，并且赢得哲学家卡尔-波普的赏识，基本上应该归功于他本人的勤奋好学。在大学的最后一年，索罗斯几乎完全专注于波普的“开放社会”理论，撰写了不少自己的哲学论文，雄心勃勃地要做一个伟大的哲学家。　　可惜，家庭的贫穷和卡尔-波普的劝阻使“哲学家索罗斯”无疾而终──伟大的波普并不认为这个来自匈牙利的犹太人能够研究“开放社会”理论，因为匈牙利自己就是一个封闭社会，而且索罗斯家庭又那么缺钱，不可能供他继续攻读冗长的哲学博士学位。波普建议这个年轻人回到自己的专业，去从事一份颇有前途的经济或金融工作。于是，失望的索罗斯带着荣誉学士学位离开了伦敦经济学院，去一家伦敦银行担任经纪人工作。“金融家索罗斯”从此诞生。　　二十多年之中，索罗斯经历了欧美金融家最典型的“三级跳”──从默默无闻的普通交易员，到明星交易员兼高级分析师，最后创办自己的基金，成为华尔街的一支独立力量。人们都认为索罗斯是一位聪明、机警、善于学习的专业人才，但是他更愿意把自己的成功归于“哲学”，即用高屋建瓴的哲学思维方式来分析纷繁复杂的金融市场。多年以后，在著名的《金融炼金术》一书中，索罗斯坦率地表示，他在职业生涯的前期“完全没有用到在大学学习的任何知识”；至于职业生涯的中后期，他主要运用的也是他在大学最后一年培养起来的“哲学思维方式”，这有助于他更深刻地理解金融市场的非理性和“反身性”（即金融市场和投资者之间是互相影响的，不存在谁决定谁的问题）。总而言之，索罗斯基本不相信现代金融学，他的成功本身就是对现代金融学理论的嘲笑。　　从1969年开始，索罗斯与他的著名合伙人杰姆-罗杰斯在纽约开设了“双鹰基金”，初始资本为25万美元；十年之后，这家基金更名为“量子基金”，这个名字将在日后使世界各国政府闻风变色。1980年，当年的25万美元资本金已经变成了8000万美元（其中不包括客户委托管理的财产，只包括合伙人的私人财产），其中索罗斯本人占到80%。厌倦了华尔街生涯的罗杰斯离开了基金，从此专心于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投资（他现在已经成为与索罗斯齐名的伟大投资家，但这与本文无关）。然而，索罗斯的黄金时代才刚刚开始，并将持续长达20年。　　1985年，日本愚蠢地和美国、英国、法国、西德签署了《广场协议》，这个协议事实上是在要求日元升值以换取美元的有序贬值，从而增强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解决困扰里根政府多年的美国贸易赤字问题。早在协议签署之前，索罗斯就意识到了里根政府的“双赤字”（财政赤字、贸易赤字）政策不可能持久，他把这种以财政赤字刺激经济发展、以发行国债填补财政赤字的经济政策称为“里根大循环”，其结果是美元贬值的压力越来越大，政府赤字如同滚雪球一般攀升，里根政府面临着两难的选择：要么增加税收、减少军费以消弭财政赤字，从而降低美元的贬值压力，但这无异于政治自杀；要么允许美元贬值，但又怕局势变得不可收拾，出现美元汇率崩盘，这对美国经济的打击将是致命的。所以，里根政府只好以政治、军事手段胁迫日本政府为美国的赤字买单──当时也只有日本有能力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　　索罗斯从1980年代初就开始看空美元，在《广场协议》签署前后又大量卖空美元，买进日元、马克等即将升值的货币。1986年，美元对日元已经贬值20%以上，许多外汇投机者开始获利了解，索罗斯却认为美元的贬值还没有到位，当前的美元汇率仍然无法对美国的工业品出口带来多大帮助。此外，索罗斯还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元贬值对美国股市没有什么好处，因为当时的美国股市已经存在严重泡沫，经济周期又已经进入萧条的轨道，所以它必将在不久的将来进入熊市行情，甚至有突然崩盘的危险。但是，按照经典的经济学理论，一个国家的货币贬值对该国股市有促进作用，美国政府和大部分投资者都是看好美国股市的。当国际游资大量涌入美国股市的时候，索罗斯却在大肆卖空美国股票，同时继续买进日元和马克──这一次，究竟谁对谁错呢?　　不到两年之内，索罗斯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