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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述现代汉语诗歌语言的目前状况与深思 简述现代汉语诗歌语言的目前状况与深思 导读：现代汉语诗歌语言的目前状况与深思 [摘要] 结合现代汉语诗歌语言研究的历史与目前状况，从现代汉语诗歌语言理论研究、现代汉语诗歌文本语言研究、现代汉语诗歌虚词研究三个方面评析了现代汉语诗歌语言研究近二十年来的成绩及其存在的理由，希冀为现代汉语诗歌语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提供参照。 　　[关键词] 现代汉语；诗歌语言；虚词；诗性 　　[] A [] 1008—1763（2014）01—0114—05 　　伴随着中国现代汉语诗歌语言研究的深入，较系统地考察现代汉语诗歌语言研究的目前状况，探究现代汉语诗歌语言研究的成就与理由，对现代汉语诗歌理论的建构与新诗创作实践都具有一定启发作用。本文拟从现代汉语诗歌语言理论研究、现代汉语诗歌文本语言研究、现代汉语诗歌虚词研究三个方面梳理与论析近二十年来的现代汉语诗歌研究。 　　一现代汉语诗歌语言理论研究 　　受传统语言工具观的影响，诗歌语言多在形式、技巧与风格等层面上被描述，相关理论研究囿于表现论和创作论的范畴，不能有效拓宽其路径。新时期以来，在西方“语言学转向”的影响下，现代汉语诗歌研究逐渐将语言提升到“本体”的位置，在语言学、语言哲学、语言美学、语言理论和语言翻译等方面进行深入探究，取得了一定成就。 　　20世纪西方“语言学转向”首先发生在哲学、语言学领域，“语言”突破了表达思想、再现事物本质的工具理性地位。这种语言理论给中国现代汉语诗歌研究带来了新的契机。耿占春是国内较早接受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现象学-存在主义哲学思想的学者之一。他打破了传统语言修辞学和风格学的阈限，将语言理由上升到本体的高度，在《隐喻》中重新深思诗、思、人、语言与世界的关系：“诗和世界都是从语言中被创造出来”，“诗依靠语言建立一个世界，一个永恒的世界，一个完美的形式与原始生命力的统一体的世界。”[1]耿占春结合诗学、语言学、文化人类学的思想，论述诗这种“独特的语言形式”，此处可以窥见海德格尔的诗与思、语言与存在等观点的影响。他后来在《失去象征的世界——诗歌、经验与修辞》[2]中延伸了语言的论题，将形式主义与社会学批评相糅合，从文本内部与外部的关系进行诗学研究，在后现代语境下重新厘定“象征”的诗学作用，为现代汉语诗歌语言研究打开了新的向度。郑敏的《诗歌与哲学是近邻——结构-解构诗论》，将语言哲学与生命诗学及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结合，强调诗歌语言本身的生命力，认为当写下的文字不只是作为传达工具之后，它才能作为语言而诞生，指出“德里达和海德格尔对僵化的符号的反抗，对语言的活力、生命力的强调应当看作是对西方文化的挽救，以期它能跳出伪科学为它布下的罗X。”[3]高玉承认语言的思想性对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作用，他的《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文学》[4]将西方的语言哲学应用于现代文学语言研究，拓展了对诗歌语言理由的认知。可见，中国学者对西方“语言学转向”从来不是被动地接受，而是融入个人体验，从存在诗学、象征诗学、生命诗学和文学研究等层面加深了对汉语诗歌语言本体的认识。 　　现代汉语诗歌研究从语言本体角度打开视域的同时，也在汉语诗性、符号美学、修辞论诗学等方面，展开了对现代汉语诗歌语言美学的自觉探讨。郑敏在1993年第3期《文学评论》上发表《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时就尖锐表达了对新诗语言状态的不满，认为五四白话文运动以“白话”代替“文言”的过激策略失之偏颇。她多次援引德里达对汉语的赞扬，肯定汉语的诗性特点，指出新诗“语言的阻塞与困乏”的理由在于接受西方欧化语的同时，扔掉了古诗语言的独特魅力，认为汉语文化之根能够给予新诗语言丰富的营养。“字思维”与中国现代诗学的讨论更是激发了人们对汉语诗性本身的深思。“字思维”源于《文论报》1996年2月1日发表的当代画家石虎《论“字思维”》一文，其对汉字之美及汉诗诗意的强调，引发了语言学界、文学理论界及诗歌界对汉语思想、汉语形象、汉字人文性等方面的广泛探讨 　　如1996年11月和2002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字思维”与中国现代诗学研讨会；《诗探索》自1996年起开辟的“字思维”与中国现代诗学讨论专栏，等。。这些讨论丰富了现代诗学关于诗性理由的认识，启发了汉语诗歌美学的建构。周晓风的《现代诗歌符号美学》[5]更多借助西方符号学美学的路径，如谢冕在该书序中所说，“这是国内第一部以符号美学思想策略系统研究现代诗歌艺术的诗歌美学专著”，也为现代汉语诗歌语言理论的建构打开了视域。近些年来，陈超试图建立“历史—修辞学的综合批评”，“在对诗歌语言修辞的分析中，引入历史话语分析的维度，开启新的批评视野”[6]。这是一种连接修辞学与历史话语批评的有效方式，突破了符号学和修辞学的阈限，将语言延伸到社会历史的动态层面，为汉语诗歌语言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