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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部河谷型城市土地利用效益与城市化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摘 要：土地资源短缺是河谷型城市发展中极为突出的瓶颈问题，如何提高河谷型城市土地利用效益以适应快速城市化进程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以中国西部7个典型的河谷型城市为例，定量测度了其土地利用效益与城市化水平耦合协调关系。研究表明：1995年～2012年，7个城市土地利用效益和城市化水平评价指数均有大幅上升，二者耦合协调等级均进入协调发展阶段。土地利用效益与城市化水平两个子系统之间相互关联，人口城市化和社会城市化对土地利用效益影响较大，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对城市化水平影响最为明显。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缩小，各城市间协调性差距也逐渐缩小。区域发展的非均衡性导致西部河谷型城市与平原城市的土地利用效益、城市化水平以及二者的耦合协调关系的评价指数的增长速率并无明显差别。 　　关键词：土地利用效益；城市化；耦合协调；河谷型城市；中国西部 　　中图分类号：F301.2 文献标识码：A 　　河谷型城市是城市建成区主体或者核心部分在河谷中形成和发育，并且发育受到河谷地形及周围山地或丘陵较为强烈的直接限制的城市[1]。中国正处于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阶段，人口和产业在河谷地区快速集聚，但由于缺乏对河谷型城市规划建设的科学认知，盲目沿用平原城市的建设模式，导致河谷型城市出现了生态环境恶化、可利用土地资源的严重短缺等一系列人居环境问题[2]。如20世纪60年代兰州开展的填河造地，20世纪末重庆江北新区大规模的开山填河等，都是迫于土地资源短缺而做出反自然的发展行为。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其利用效益影响着城市化水平的提升，二者协调驱动才能实现城市持续快速发展，所以如何提高城市土地的利用效益也成为诸多学者探索的热点。20世纪初期，韦伯[3-4]率先提出城市工业用地的基本理论，认为城市作为区域经济文化中心，必将导致大量人口、产业集聚，城市土地更为稀缺。当前，国内学者针对土地利用效益和城市化水平协调发展进行了较广泛的探讨，但是，已有研究多关注中国东中部发展较好的城市或区域，如范辉等[5]采用分值计算法，研究了浙江省人口城市化和土地城市化的时空演变格局。叶敏婷等[6]以深圳市为例，利用层次分析法对土地利用效益进行了时间动态与空间分异的探究。周丹等[7]使用变异系数法等，对陕西省2001年～2010年的土地资源利用效益进行了综合评价。国内学者尚未对西部城市，尤其是典型河谷型城市的土地利用效益与城市化水平协调发展问题足够重视，并且二者发展现状、规律与主要矛盾尚不明确。 　　基于此，本文选取中国西部7个典型的河谷型城市作为研究对象，对其土地利用效益和城市化水平进行定量测度，以期探讨中国河谷型城市的土地利用效益与城市化的耦合规律，为城市发展规划提供一定参考。 　　1 土地利用效益和城市化水平测度 　　1.1 研究区选取 　　中国“西高东低”的地势条件催生了大量河谷型城市在西部地区集聚[2]。本文根据中国西部河谷型城市发展现状，选取兰州、西宁、天水、延安、攀枝花、自贡和宜宾等7个典型的河谷型城市作为研究对象（图1）。以上城市均为地级市，享有较高的行政地位，是该市域的经济中心，并且拥有高原、山地、丘陵、盆地等多种地形，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1.2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土地利用效益是包括社会、经济和生态等的综合效益，城市化水平也是由人口、经济、社会等多要素构成的复合运行系统，因此，进行定量测度与评价时，应结合社会、经济和生态等多方面因素。本研究通过借鉴相关文献[8-16]，结合河谷型城市现状和发展前景，遵循科学性、系统优化、可比性、动态性、代表性等原则，选取相对指标和单位强度指标，构建了土地利用效益和城市化水平指标评价体系（表1），力求较全面、客观地反映土地利用效益及城市化水平。基础数据来源于1996年～2013年各城市统计年鉴。对于极个别缺失数据，以线性回归的方式补充。 　　1.3 评价方法 　　1.3.1无量纲化处理 　　由于指标量纲各不相同，因此本研究选用离差标准化[16-17]的方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以便于直接进行运算和比较。 　　1.3.2确定指标权重 　　由于评价指标的权重对评价结果影响显著，为了避免指标权重的主观性，本研究结合马利邦等人的研究方法[18]，采用变异系数法确定权重。因充分考虑了因子的均衡性，本文认为准则层各因子对目标层因子有相同贡献，权重值应相同。因此，城市土地利用效益子系统中准则层各因子的权重均为0.3333，城市化水平子系统中准则层因子的权重均为0.2000。 　　2 土地利用效益与城市化水平发展研究 　　2.1 土地利用效益评价 　　根据7个城市在1995年～2012年间土地利用效益的评价指数（图2）可以得出，7个城市的土地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