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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国内学界“勇敢”美德研究进展及问题 　　摘 要：当代国内学界对勇敢美德的研究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对我国传统勇敢美德的研究、对古希腊勇敢美德的研究、中西比较视域中的勇德研究以及对道德勇气的研究。当前国内学界对勇敢美德的研究虽然有着一定的理论深度与广度，但多停留在表面，对勇敢美德的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关键词：勇敢；美德；价值 　　中图分类号： B82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7）01-0050-06 　　勇敢作为一种上古美德，在我国历来颇受推崇。例如，《论语?子罕》载“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孟子好“大勇”，善养“浩然之气”；荀子好“上勇”，推崇“士君子之勇”。当代我国学者积极吸收与发展前人的研究成果，对勇敢美德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研究。 　　一、对我国传统勇敢美德的研究 　　对传统勇敢美德的研究，是国内研究勇敢美德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对孔子与孟子二位圣人勇德思想的探讨。学术界十分重视孔子勇德思想的研究，萧仕平指出，对于作为心理品质意义上的“勇”，孔子反对行为上恃勇妄为和观念上以武论勇，他主张把 “勇”纳于“仁”、“义”的目标之下；为使“勇”由形式之德变为内容之德，孔子将“勇”限定为维护“仁”、“义”而生发出的那些顽强性意志品质，将“勇”与“德”联系起来，由此提升“勇”为一类道德范畴，并将服务于道德目标之外的“勇”排除出“勇”的范围[1]。萧仕平的这种分析似乎找到了确定勇敢作为美德的一种核心标准，也对“勇”作了一种比较有效的界定。李振纲指出，知、仁、勇是一个有机整体，君子之“勇”以“义”为质，以“礼”为节，统摄于“仁”，行己有“耻”，是一种以道德理性为内涵的意志品格；子路“好勇”，在其师从孔子后，克服了“好勇”之“蔽”，成为识仁、知义、明礼而“勇”的“勇者型”贤人[2]。李振纲的研究比较具体，为勇的具体表现划分了纲要，也指出了勇的不足与要克服的困难。黄建跃指出，孔子论“勇”有“积极的勇”与“消极的勇”的分疏，一方面“勇”不可或缺，若缺失则君子人格就无从挺立，另一方面“勇”不足“尚”，若缺乏“礼”、“义”的限制，极有可能产生“乱”的后果[3]。这种分析比较二元化，既探讨了勇的积极意义，也分析了无规范的勇的消极后果。 　　彭林指出，孔子强调勇与正义的关联：“见义不为，无勇也”；“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勇也当体现文化自觉，如孔子说“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孔子将勇与义、仁结合考察的思想，对荀子、孟子及后人都产生了重要影响[4]。梁国典对孔子的勇作了论述，身为君子者，为人必须做到果敢、刚毅、刚强、刚正、耿直，而不能软弱无能，同时君子之勇需要以仁、义、礼、智为规范，否则便是小人之勇、匹夫之勇[5]；汪凤炎与郑红指出，在孔子心中身为君子者，必须有勇，作为君子，“义”的重要性要高于“勇”[6]。高培华指出，孔子倡导“仁、智、勇”三达德，将“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列为“成人”必备素养；孔门的君子之勇，对于孟子提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有直接影响[7]。这几位学者的分析与前面学者的分析有着异曲同工之处，都认为孔子的勇以仁、义、智等道德范畴来规范，但是突出了孔子勇德思想对后继者的重要影响。 　　陈立胜以“子路之勇”为始，论述勇德与诸德彼此相容、互补；继而论述孟子、荀子对于孔子之勇的继承与发展，让勇成为一种“不动心”之“大勇”；然后从理学家的视角探讨了以“颜子大勇”为表征的勇，让勇上升为一种“本真性存在”观念；进而讨论了“孔子大勇”及《论语》勇德的现代启示，为我们勾勒了一幅儒家勇德的历史画面，辨析了大勇、上勇等勇德类型，厘清了勇与仁、知、义等范畴的关系[8]。赵春苗与曹鹏指出，孔子的“勇”更强调道德理性对欲念的抑制，侧重于人的精神层面的坚定的道德信念和德行能力，表现为对刚健与柔顺二者的平衡、把握，也就是合乎中庸之道[9]。陈立胜从理学家的视角来看待勇德，赵春苗和曹鹏着重探讨孔子勇德的理性层面，这两种研究寻求了一条新的路径，为我们展示了孔子勇德的新面貌。 　　其次，对孟子勇德的研究，国内主要集中在对“浩然之气”的探讨上。晁福林指出，“浩然之气”是孟子所提出的在强烈道德感支配下出现的一种至大至刚的豪迈无比的精神状态，这种浩然之气产生的前提条件是不受外物的引诱，亦即“不动心”而坚持正义；孟子提出的“直养而无害”是他所认为的培养浩然之气的基本方法[10]。曾海军指出，孟子的“勇”从一开始就与“气”密切相关，勇气在孟子这里正是与浩然之气属于同一论域；孟子论“勇”区别于告子的不动心之道，而承曾子的守义以养勇，吸收其自反而缩的精神，“以直养而无害”，其气“塞于天地之间”，是谓“养浩然之气”，完整揭示出“勇”作为一种道德品质的思想脉络[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