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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歌词创作中借题发挥 　　“借题发挥”是个常用成语，从字面上解释，意为借谈论另一个题目来表达自己真正的意思。在议论文文体尤其是杂文类的写作中，“借题发挥”是被广泛运用的一种手法。作为以抒情见长的音乐文学——歌词，词家们也常常运用“借题发挥”来言志达意、开掘内涵、升华主题。翻开词刊词报或个人出版的歌词专集，稍加留心就能发现“借题发挥”在歌词篇什中几乎随处可见，俯拾皆是。 不妨先读读当代词坛泰斗乔羽先生曾首发《词刊》、经著名作曲家徐沛东谱曲后、被著名歌唱家宋祖英演唱的《黄果树瀑布》： 看看我们的黄果树吧，/看看我们的大瀑布吧，/奔流直下，/悬崖万丈，/没有犹豫，/不可阻挡；/柔弱的水在这里变成了强中之强。//啊，啊，/人有所短，/水有所长。/水，也可以成为人的榜样。 乔羽在这首歌词中没有停留在状写黄果树瀑布如何壮观的表象上，而是借这个题目极力书写人生哲理，把 “人从高处跌落……气短神伤”，“水从高处跌落……神采飞扬”，“人有所短，水有所长”人与水的辩证关系发挥得淋漓尽致、恰到好处、尽善尽美。人们从乔羽这首不足百字的词作中能得到心智的启迪，品悟出人生的真谛，感受着一种扑面而来的哲理美。 上述这个例证说明，“借题发挥”在歌词创作中运用得当，很能帮助词作者开拓思路，提高艺术品味，根除作品平庸，从而赢得更多的读者或听众。怎样才能在歌词创作中使“借题发挥”运用得当呢？我认为要坚持不懈地从以下三个方面去做深入探索： 一是把握一个“度”。这里所讲的“度”，即指衡量一种事物的尺度、标准。衡量文艺作品质量的优劣，自然有其自身的尺度标准，古人早有定论。唐代大诗人白居易说：“文章合时而著，歌诗合事而作”。湖湘文化开山鼻祖之一的周敦颐说：“文所以载道也。” 就歌词的艺术标准来说，乔羽、许自强、魏德泮、朱小松等几位先生在他们的理论专著中多有精湛论述。文艺评论家刘钦明先生曾在他的一篇评论文章中对歌词的特征（实际上就是歌词艺术大众化评判标准）做了精辟概括：主题鲜明，立意新颖，形象生动，感情真挚，语言精练。因此，歌词创作“借题发挥”时，要牢牢把握住歌词艺术的“度”，否则，创作出来的作品将成为“病残歌词”，遭致人们的诟病与垂弃。现拿《国家》一词为例，我猜度作者当初创作这首歌词的出发点并无坏意，是想通过歌颂我们国家的强大，抒发心中对祖国的热爱之情。由于在“借题发挥”时，该词作者没有很好的把握歌词艺术的“度”，甚至犯下了常识性的错误，以拆字猜字谜的形式，图解国家，正如唐国兴先生在《词刊》上发表的评论文章中所说：“这种字谜游戏也玩得实在不太高明”，我认为也很蹩脚，作者居然不知封建社会皇帝，皇后死后，入棺安葬时在口中含一块玉，以图进到阴间地府还能照样富贵吉祥，其结果与创作本意大相径庭，颂词成了咒语，你说能不激起整个词坛的义愤进而群起鞑伐那才怪哩。 二是注重一个“真”。所谓“真”，简言之就是真心、真情、真爱。正如魏德泮先生在《歌词美学》中所阐述时说：“真”在于情意真实，揭示本质。歌词创作在“借题发挥”时，切忌概念化、虚情假意和政治说教，一定要注重“真”，即描写事物要真实，抒发感情要真挚，塑造形象要逼真，只有这样才能揭示出生活本质。已故香港著名艺人和资深填词人黄霑的《我的中国心》，就是一首注重真情实感求“真”的典范之作：河山只在我梦萦，/祖国已多年未亲近，/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重千斤，/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心中一样亲。//流在心里的血，/澎湃着中华的声音，/就算生在他乡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 作品以海外游子直抒胸臆的语气切入，把一个壮阔的题材写得自然而亲切，酣畅淋漓地抒发了海外赤子眷恋祖国、热爱祖国的无限深情，充分表达了炎黄子孙对祖国欣欣向荣、不断壮大的自豪感。198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香港歌手张明敏为几亿中国电视观众演唱了黄霑作词的这首歌曲，一下子打动了无数炎黄子孙的心，引起了中华同胞的强烈共鸣。 歌曲较之于其它艺术门类其受众面最大，所以有专家把歌曲定义为一种普及型的艺术形式。作为一首歌曲的文学部分，所抒之情除了真挚之外，更要求它必须抒发“大我”之情，即大众之情。今年清明节期间，湖南一实力派作曲家发邮件给我，说他最近写了一首《我的疯娘》新歌，曲谱已上传到网上，让我及时下载欣赏，当我从网络下载下来一哼曲子，委实写得悲情动听，但再仔细一读歌词，虽说语言结构上无可厚非，却发现它严重违背了歌词的基本常规：即歌曲所抒之情应该是“大我”，而非“小我”。请看第一段歌词：一个穿着破烂的婆娘，/走在大街小巷。/不知道东西南北方向，/常常东躲西藏，她眉头紧锁，/东张西望，/抱着一个儿郎，/人人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