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初期家族伦理文化和基层社会控制概述.docVIP

北宋初期家族伦理文化和基层社会控制概述 　　【摘 要】以赵宋王朝的建立为标志，唐末至五代的动荡时代正式结束了，对于这五十多年的不稳定，宋代人有着深刻的认识和警惕，因此，如何终结武将篡弑所导致的乱局，避免政权的再度易手就成为了宋初统治者首先要考虑的问题。随着宋初士人阶层的崛起，其家庭、家族所带来的伦理文化亦成为基层社会控制一个重要方面，本文将对士人阶层能够主动参与基层社会控制，并逐步成为基层社会文化控制主要力量的原因进行探究。 【关键词】北宋；士人阶层；基层社会控制 就北宋初期而言，家族伦理是指以“敬宗收族”为核心的祭祀、家训、族规等内容。“敬宗收族”一词出自《礼记？大传》，“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庙严，宗庙严故重社稷，重社稷故爱百姓。爱百姓故刑罚中，刑罚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财用足，财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礼俗刑，礼俗刑然后乐”。从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出，敬宗的目的是收族，故曰“敬宗收族”，敬宗收族所体现出的作用即“礼俗刑然后乐”，以礼俗取代刑法，而百姓安乐，社稷稳固。这实际上是最早的文化控制思想了。唐代，这种社会控制思想进一步发展，“祭祀之有尸也，宗庙之主也，示民有事也。修宗庙，敬祀事，教民追孝也”。至宋初时，随着血缘家庭的肢解，族内地位的日趋平等，社会上宗族成员关系松散。加之商品经济的冲击，经常会使得富者有社会地位不稳之虞，贫者有失去生存能力之忧，这种状况，既不利于基层社会的稳定，亦损害了新兴的士人的存续和发展。因此，宋代的士人阶层祭出了“敬宗收族”的旗号，此时敬宗收族的作用，诚如欧阳修所言，是在“五代之际，礼乐崩坏，三纲五常之道绝”的情况下，为了实现“经国家，定社棱，序民人，利后嗣”的目的而来。士人阶层力图重新振兴宗族， 利用宗族这个古老的自然共同体，实现对基层社会的控制，维护自己的社会地位。随着士人家族的正式出现。宗族的社会职能由阶级分层（选官、婚配），一改而为“敬宗收族”。 虽然，“敬宗收族”的目的在于收族，但“敬宗”却是达到“收族”的最佳方式，以敬宗之名而行收族之实，进而达到稳定整个家族的目的。但在宋初，即便是士大夫之家亦是“耳目久不际，往往不知庙之可设于家也”。因此，在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听文武官依旧式立家庙”之前，宋初的家族祭祀是“士庶皆祭于寝”的形式，称之为“寝祭”，即祭祖的场所亦是日常生活之地，将人神置于同一处，显得非常的随意，很不庄重，是对祖先神灵的不尊敬。因此，其祭祀规模和产生的影响都非常有限，虽有敬宗之意，但收族之效却不明显。因此一些有见识士人依据自己家族的具体情况，创立祠堂祭祀祖先的方式，真宗咸平年间，任载之子康懿公任中正建祠奉其先祖，曰“家祠堂”，祠堂内神主之位皆依尊卑长幼之序摆放，“其严慈之尊，长幼之序，煌煌遗像，堂堂如生。宗属以之视瞻，精爽以之冯附。”任氏以庄严肃穆的祠堂代替出入随意的居所，行祭祖之事，以此来感召族众，使得众人皆心向族内“精爽以冯附”，并且以“严慈之尊”、“长幼有序”大大增强了家族的凝聚力。更重要的是任氏祠堂一反“前代私庙并置京师”的方式，“而复设于居里”，将祠堂固定在家族所在地，既便于族人瞻仰祭祀先祖，又能通过家族祭祀来团聚族众，从而达到“收族”的目的。 同样设立专门场所祭祀家族祖先的还有被称为“宋初三先生”之一的石介，庆历元年（1041）十一月二十日，宋仁宗南郊赦书“听文武官依旧式立家庙”，而就在同一年稍早的八月八日，石介已然“缘古礼而出新意”，“自为之制”，“于宅东北位作堂三楹”，名之曰“祭堂”，“举大王父以下为三十二坟，葬于祖莹，复立祭堂于宅东北位。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也”。待到宋中期家庙宗祠更是日益繁盛，其宗旨亦上升到“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的高度。可见，从宋初开始，士大夫家族就充分认识到家族祭祀强化祖先认同、明确尊卑长幼之序，从而强化对族众控制的功效。“收族者，谓别亲疎（疏），序昭穆”，在敬宗过程中建立祠堂，祭祀家族祖先，其目的在于将族人全部纳入家族内部的伦理体系，使得族众具有团结意识，相互帮助、和睦相处。范仲淹曾说：“吾吴中宗族甚众，于吾固有亲疏，然以吾祖宗视之，则均是子孙，固无亲疏也。”同宗共祖的血脉亲情成为强化族人凝聚力的必要手段。 但是，仅仅依靠祭祀祖先的仪式形成权威，对一个家庭或一个家族进行日常管理，是非常不现实的，由此，更便于实际操作的家训、族规的提出也就顺理成章了。宋初大多数家训、族规皆以和睦家庭、巩固家族为宗旨，于家族中弘扬“孝悌”观念。以宋初宰相第一人范质的《戒从子诗》为例，“戒尔学立身，莫若先孝弟，怡怡奉亲长，不敢生骄易，战战复兢兢，造次必于是”。范质将孝悌作为后世子弟为人处世的首要准则，并将之看作延续家门的不二法门。其后的宋祁亦在《庭诫》中总结道：“要举一孝百行阁不该焉”，“人性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