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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素质教育:通识教育特殊形态 　　摘 要：大学素质教育的通识教育性质主要表现在育人的基础性、人文性及通贯性三方面。推进大学素质教育发展，既要兼收并蓄古今中外教育思想精华，用先进的办学理念指导教育改革实践，也应从我国大学的培养目标和办学实际出发，以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根基，构建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及教育模式。其目标定位在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培养人的文化自觉，塑造共同的核心价值观。其发展路向应着力向“广”、“深”、“通”、“多”四方面拓展。 关键词：素质教育；通识教育；发展路向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一五”规划教育学一般项目“中国近代大学通识教育与创新人才培养”（BAA100015） 作者简介：张亚群，男，教育学博士，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福建 厦门 361005） 中图分类号：G64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2013）01-0121-05 收稿日期：2012-10-15 改革开放以来，教育理论界提出素质教育的理念，用以指导各级学校办学实践，以矫正中小学普遍存在的应试教育偏向以及大学专业教育的缺失。其出发点和宗旨无疑是正确的，但在实施中出现定性模糊、路径不畅等问题。大学与中小学素质教育各自为阵，互不衔接，教育模式与教育传统断裂。这种状况反映了办学者对素质教育本质认识不足，缺乏应有的共识。本文以大学文化素质教育为考察对象，在辨析其教育性质与模式得失的基础上，提出新的目标定位与发展路向，以培养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高素质的专门人才。 一、大学素质教育的通识教育性质 有学者认为，文化素质教育虽与通识教育有某些相同之处，但“并不能完全等同于通识教育”。其依据主要在于：通识教育是“美国高等教育的创新之举”，文化素质教育则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一种本土化创新”；素质教育比通识教育内涵更丰富，更具弥散性[1]。实际上，文化素质教育与通识教育并无本质差异，前者只是后者的特殊表现形态。大学素质教育作为文化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其性质而言，乃是特殊形态的通识教育。 人类文化教育既存在民族性、时代性的差异，也具有某些普遍性、共通性的内涵，我们不能因其差异性而否认其共通性。通识教育并非创始于美国高等教育，其思想源头亦非古希腊、欧洲教育之一源，东方古代高等教育也蕴涵着丰富的通识教育思想。刘东认为：“全世界任何延续至今的正常的古代文明，也一定是以通识教育为先的。因为任何文明需要自我赓续，一定要让已有的文明成果被广泛接受，否则它们就无法进行大体不走样的自我复制。”[2]考诸史实，近代东西方文明的此消彼长，无不与通识教育的演化密切相连。 台湾学者林孝信指出，19世纪中叶之前，英国大学确曾实施通识教育，但其内容只适应培养贵族与社会精英的需要。此后在科学发展与学术研究的冲击下，欧美大学或是转向重研究、轻教学的研究型大学，或是重视农工技职的实用教育，或是符合市场需要的多元自由选修教学。“通识教育的重生来自解决社会内部分化的需要。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设西方文明的课程，以避免美国移民社会因欧战而分裂。美国从此取代欧洲国家，成为通识教育的领航者。而随着知识爆炸与社会结构的进一步变迁，通识教育也在20世纪末再度受到世界各国高等教育的重视。”[3]这一分析颇有见地，矫正了有关近代大学通识教育起源的偏颇之论。 我国现阶段实施的文化素质教育，贯穿于中等、高等教育之中，以人文知识传授和人文精神熏陶为基本手段，旨在提升学生人格素养，凝聚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共同的核心价值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大学素质教育所具有的通识教育性质，主要表现在育人的基础性、人文性及通贯性三方面。 首先，从功能定位来看，大学素质教育与通识教育一样，是专业教育不可或缺的基础，在培养大学生健全人格、陶冶思想情感方面发挥独特作用。注重人格养成与全面发展，是大学素质教育的应有之义。过去相当长时期，受专才培养模式影响，我国大学过度强化专业教育，导致人文素质教育失落，在理工科院校尤为明显。近年来，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急功近利的教育导向和浮躁肤浅的学术风气，侵蚀着大学的灵魂，严重削弱了人才培养。实施大学素质教育，就是要矫正这些弊端，培养具有良好品格素养的专门人才。 其次，在教育内涵上，大学素质教育注重人文性，拓展大学生的文化视野，培养理性的价值判断及优雅的审美观，这是与通识教育的内涵一脉相承的。通识教育的出发点是对人的理性的培养，而理性是知识与能力获得的前提条件。人文素质教育亦然。它与理性精神、文化自觉的培养，人的全面发展，密不可分。General Education或译为“博雅教育”，“博”乃广博，“雅”为高雅，注重提升人的文化素质，它与时下所倡导的大学素质教育，内涵相通，并行不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