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经济学课件---第五讲：熊彼特、韦伯、福山：经济发展的观念基础.pptVIP

日本人的认识 涉泽荣一 涩泽荣一被称为“近代日本资本主义之父”、“日本实业界之祖”、“旷代天才实业家”。他创办了约500家的企业，业务遍及金融、铁道、海运、矿山、纺织、钢铁、造船、机电、保险、建筑等众多领域，与同时代的大企业家岩崎弥太郎等相比，他尤其了不起的地方是，将中国的儒学经典《论语》与“殖产兴业”相结合，生动地提升了东方式的商业伦理。其经营哲学称为“论语+算盘”，也称“经济道德合一论”。 韦伯的论证： 儒教与理性资本主义体系是无缘的 第一 就物质条件而言，中国的社会结构同时包含了有利与不利于资本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混合因素。因此，结构上的特性不是中国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的决定性因素。 第二 儒教，作为支配性的终极价值体系，始终是传统主义取向的，对于世界所采取的是适应而不是改造的态度。 第三 道教，作为异端的主流，因为本身的彼世神秘主义和巫术的传统，而无力扭转儒教的传统主义。 * 浙江大学 经济学院 罗卫东 中国儒教不利于近代资本主义经济成长的因素  ——儒家与清教的对比 1.做事不认真 2.反对创新 7.理性适应而非理性支配 6.认同财富 5.苟营小利 3.不守诚信 4.家族本位 儒教与清教的比较： * 浙江大学 经济学院 罗卫东 中国儒教不利于近代资本主义经济成长的因素  ——儒家与清教的对比 第一，做事不认真。儒教对待地上事务持不偏不倚的态度。而清教则对世界持有强烈的、庄严的紧张态度。儒教无论在宗教对现世的贬低还是从现实所受到的实际拒绝方面都把对世界的紧张关系减少到最低。 第二，反对创新。儒教中完全没有酒神的成分。这是官僚制有意识地使祭祀保持清醒的结果。 第三，不守诚信。儒教重礼仪地形式甚于重彼此尊重的内容。韦伯还认为，实际上，中国人的不诚实与长期以来强大的国家主义有密切的关系相反的，清教徒信任他人，尤其是在经济上信任他人，无条件地和坚定地相信由宗教决定的教友的合法性。 第四，家族本位。由于儒教彻底消除了现世同个人超现世的规定之间悲观的紧张关系，所以，它没有自然与神、伦理的要求与人类的不完备、今世的作为与来世的报应、宗教义务与政治社会现实之间的任何一种紧张关系，因此也就没有任何一种不通过单纯受传统与习俗约束的精神势力来影响生活方式的理由。清教伦理强调世界的客观化，而儒教伦理则在自然成长起来的个人联合体的天地里发挥了最大的动力。 * 浙江大学 经济学院 罗卫东 中国儒教不利于近代资本主义经济成长的因素  ——儒家与清教的对比 第五，苟营小利，不顾全局。中国人没有优秀的清教徒的那种受宗教制约的、中心的、内在的、理性的生活方法论，对于清教徒来说，经济的成功并非终极目标与自我目的，而是证明的手段，中国人缺乏抵制世俗影响和印象的自觉的闭锁态度，清教徒则力求通过一种明确而单向的理性的意愿征服现世与自身。正是这种理性的意愿引导清教徒抑制那种狭隘的、足以摧毁任何理性经营方法的求利欲。 第六，认同财富但拒斥分工。儒教：“仓囹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清教徒把卓有成效地适应现世与职业生活特殊地专业目的看作是自己的任务。为此，清教徒有计划地培植有用地实际知识，尤其是经验――自然科学和地理学方面的知识以及清晰的实在论的思维与专门知识。 第七，理性适应而非理性支配。韦伯认为，虽然儒教徒和清教徒一样是理性的，但是，归纳起来，儒家的理性主义旨在理性地适应现世；而清教徒的理性主义旨在理性地支配这个世界。 * 浙江大学 经济学院 罗卫东 中国儒教不利于近代资本主义经济成长的因素  ——儒家与清教的对比 韦伯断言，在儒教的伦理中没有近代资本主义经济成长所需要的精神气质。不可能自发地产生理性资本主义的观念、制度、组织和技术。但是他并不否认中国能够像日本一样发展起资本主义经济来。因为，可以在现代文化领域中学会在技术上与经济上均以获得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但是，较之于西方，中国尽管具有各种有利于资本主义产生的外在条件，但是发展不出资本主义。 * 浙江大学 经济学院 罗卫东 韦伯、马克思和桑巴特 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本质上是探索存在与意识之间的关系。马克思认为，存在决定意识。韦伯对此持有异见。他通过资本主义这个历史事实说明，某种意识的东西是有助于一种生产方式产生和演进的。 马克思的演进理论本质上也是要说明资本主义化的历史进程，考察这个进程的因素和机理。 桑巴特关于资本主义兴起，但缺乏韦伯那样的洞见，也提不出韦伯这样重要的研究范式。 如果说，熊彼特要建立的是经济发展的发生学，那么韦伯要研究则是作为经济发展主要先锋的企业家精神（资本主义精神）的发生学。 * 浙江大学 经济学院 罗卫东 亚洲学者与韦伯命题 确实，要处理东亚高速经济增长的事实与韦伯命题之间的“矛盾”，是摆在学者面前地一个课题。 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