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变换断裂和协同进化-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生态经济学基础.docVIP

物质变换断裂和协同进化: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生态经济学基础 　　摘要：马克思的生态伦理建立在生态经济学分析基础之上，物质变换断裂理论发现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业生产必然采取的剥夺自然和人的不道德形式，协同进化则表明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任何片面强调“斗争”与“合作”的环境伦理话语都缺乏辩证的方法论基础和恰当的经济学考量。在马克思那里，生态伦理的建构和实现从属于更加广大的政治规划，而在这个政治规划中，生态伦理作为人与自然平等的伦理关系，可持续发展作为代际平等的伦理关系，社会主义作为人与人平等的伦理关系取得了一致的哲学基础，并在生态经济学的基础上获得了统一。 关键词：物质变换断裂；协同进化；生态伦理；可持续发展 作者简介：韩欲立，复旦大学社科部讲师，博士（上海 200433） 自从20世纪70年代绿色政治运动兴起以来，马克思一直被指责为一个反生态的政治思想家，但是生态马克思主义近20年来的进展，使我们有可能去清理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之间的理论债务，再现一个完整的生态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事实上，在文献全景视角下的马克思具备了一种更加深刻的和系统的生态唯物主义世界观，作为这个世界观的组成部分，生态伦理被马克思建筑在一个生态经济学分析的基础之上，因而成为一种唯物主义的生态伦理规划。 一、马克思：一个普罗米修斯主义者？ 在环境主义者那里流传着这样一个神话：马克思是一个普罗米修斯主义者（Prometheanism），因为据说历史唯物主义的进化论逻辑从根本上从属于启蒙运动传统，它的先验逻辑前提是坚信人的理性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终将促进人类的福祉和历史的进步，而在马克思的文献中，环境主义者不满地发现马克思常常歌颂人类日益增强的对自然力的支配，这证据在《共产党宣言》里显得那么刺耳：”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1}事实上，许多来自历史唯物主义对立面的环境主义批判大多指出，相比较后期马克思对于生产和技术问题的讨论而言，早期马克思对农业、自然和社会等问题给予了更多的具有生态伦理意义的关注。{2} 吉登斯正是这种“存在着一个早期马克思和晚期马克思的生态断裂”的观点的拥趸。吉登斯认为马克思尽管在早期文献中显示出相当可观的对于生态问题的理论敏感，但是不久之后他对自然便采取了一种“普罗米修斯式的态度”。按照吉登斯的看法，马克思对如何“在阶级体制下转变剥削性的人类社会关系的关注并没有延伸到对自然的剥削上”{3}，同时，在马克思那里，环境至多只是一种背景性功能，而所有的价值都来源于劳动力。对马克思而言，是不可能去想象对社会物质生产力的自然限制的。如果说存在着对资源的完全利用的某种障碍的话，这种障碍在马克思那里是财产关系和法律义务造成的，而不是自然的先天条件。最终在马克思那里，生产的问题已经被资本主义解决，因而未来社会生产者的联合将不必如此严肃地考量稀缺资源的分配问题，也就是说在马克思那里不存在一个具有生态意识的社会道德需要。于是，马克思在被指责为“普罗米修斯主义者”的同时，也饱受伦理学上的一种生态指责：第一，无视生产对于自然的剥削；第二，无视自然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第三，忽视生产的自然限制的存在；第四，忽视自然的变化特性及其对人类社会的影响；第五，忽视技术在环境退化中的作用；第六，仅仅依靠经济丰裕无法解决环境问题。 事实上，环境主义或者生态中心论的兴起是一个更大的思潮的分支，这个思潮就是兴起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后现代主义理论{4}，后现代主义理论在哲学上对主体的解构，对同一性伦理原则的拒斥等也影响到生态中心的环境伦理理论，其表现就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理性主义伦理设定的拒斥，这种理论将伦理关系从人扩展到动物，甚至所有生物，要求放弃人在与自然关系中的主导地位，而把人视为生态系统之一个要素来与其他要素等量齐观，在伦理上，人不具有任何先验的优先之地位，相反，他应当从属于一个更加宽广的生态伦理的视野。总之，一种热情拥抱自然、以生态中心主义取代人类中心主义、以环境主义批判马克思的“普罗米修斯主义”的道德优越感，在20世纪的较晚近时期以来，越来越向许多反现代性伦理的生态伦理研究与实践者显示出致命的诱惑。{5} 然而仅仅从《共产党宣言》或者《资本论》的某些文本片段出发就断言马克思具有“普罗米修斯主义”的生态伦理倾向是不能完全令人信服的，事实上，这显现出生态中心论者的那种后现代主义的文本策略，即文本的抽象化和超历史化。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虽然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