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种知识分子和其社会实践.docVIP

第三种知识分子和其社会实践 　　“第三种知识分子”由19世纪80年代俄国一部分知识分子提出来。他们认为自己既不是狐狸，也不是刺猬（“狐狸有多知，刺猬有一知”）。他们自我定位为“工蜂”，即勤劳工作，“干实事”“干小事”。意思是说，建立公民社会，从小事做起，从实事做起，给社会和政府构建一个桥梁，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搭建一个良性互动的平台。 1900年，俄国萨马拉副省长康多伊迪提出“第三种人”的说法。“第三种人”和“第三种知识分子”，是指既不是体制内，又反对革命的那部分人。 “第三种知识分子”的出现 俄国19世纪70年代时，民粹主义所谓“到民间去”，用俄语说就是народный。现在民粹主义在中国国内是一个贬义词，但当初它完全是一个正能量的褒义词。他们“到民间去”就是要学习农民的语言、穿农民的服装。可是农民对他们报以冷淡：1973年-1979年，因为“社会革命宣传案”被捕的就有2500人，他们大部分都是农民检举的。因为农民是“皇权主义”，所以这个运动也告之失败。 失败以后，知识分子干脆就搞“民意党”。也有一部分接受马克思主义，像普列汉诺夫1885年成立“劳动解放社”。不过这部分人大都在国外，觉得应该把希望寄托于城市无产阶级，他们的影响很小。直到1917年“十月革命”时，有900人都在国外，所以在国内活动的主要是“民意党”。 列宁曾说，后来民粹派的遗产被两部分人瓜分。一部分是布尔什维克。所有铁的纪律，如“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包括“两个人介绍入党”以及“这个船只能上不能下”，等等，都是来自民粹派。另一部分就是搞暗杀的社会革命党。“搞暗杀”其实对当时的中国影响也很大，包括陈独秀、吴越这些“不负少年头”的人，暗杀手段也传承自民粹派，当时有“杀人犯就是民族英雄”的说法。 “民意党”人像查苏里奇，白天翻译《资本论》，晚上出去搞暗杀。据沙俄内务部报告，1905年-1907年，基本上平均每天有三人被暗杀。可以说城市没有一天不响炸弹，那些年是“风声鹤唳”，谈“恐怖”色变。只要上了社会革命党的名单，“终归难免一死”。在1906年7月至1907年5月十个月内，就有72次暗杀活动，10位省长、两位市长和诸多的将军、元帅命丧黄泉。改革家斯托雷平也是被暗杀的。在1881年，经历七次暗杀的亚历山大二世在已经基本制定改革计划，马上就要颁布时被炸弹炸死。这样，统治集团的保守力量就出现了上升。 长期以来，俄国知识界都有反国家性，社会和政府的不和根深蒂固，有激进主义的土壤。这时候，知识界开始反省：整个俄国就像套在一辆马车上，两匹马一个向右拉，一个向左拉，早晚一天会把这个车拉散架。所以要另辟蹊径，要突破狭隘的激进主义意识，要避免革命。如果革命，社会付出的代价也会很大。他们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俄国的问题。当时无产阶级力量很薄弱，1917年俄国工人只有300万人，这在1.5亿人的国度里比例很小。他们说，革命派总是幻想，认为“我们可以在白纸上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原来的社会土壤，或者专制文化这些东西不会随着革命而被一阵风吹掉。 很多人已经预料到，革命的后果可能会导致专制的出现。普列汉诺夫就说过这样的话。他当时指责列宁：“如果按照你所设想的实施，那么俄国将会出现的是什么呢？是西方更加远离我们，我们的国有化土地比现在还要大三倍，而且会出现一个专制国家。” 他们觉得，在这种状态下，专制对自由主义的危害可能要比原来君主制的危害还要大。俄国社会既然已经分裂了200年，虽然可以从肉体上消灭这些所谓的反动派，也可以从体制上解决权力变更的问题，但是不能够改变俄国文化的不对称性以及被管制社会的致命弱点。在他们看来，即使改变体制，也解决不了问题，革命的颠覆性又会很严重，结果就会“高岸为谷、深谷为陵”。表面上看，是一个阶层战胜了另一个阶层，实际上是一种互换。这种互换对俄国来说未必是好事，因为这个民族的“再生性”很差，每一次大的动荡都会把此前所有的积累全部抛弃。 所以，他们认为，社会变革要远比制度变更复杂，这项工作长远细致，不可能一蹴而就。既要破除“政权万能论”和精英领导群氓的思维模式，也要破除“一次革命就可以改变世界”的英雄主义的想法。在不具备政治抗争的情况下，不如姑且对执政集团采取“有限忍耐”的态度，把注意力转向政权以外的社会层面。 这样，“第三种知识分子”出现了。 “第三种人”的“风向标” 别尔嘉耶夫也说，俄国社会上层和下层之间有600年之差，这是非常病态的。民粹主义学者阿勃拉莫夫在19世纪80年代提出“小事理论”（теория малых дел）。他认为以前的思想流派，不管是斯拉夫派还是西方派，都没有深入到老百姓当中，其实老百姓并不接受这些概念，知识分子意识不到俄国社会要什么。在俄国，“空谈家”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