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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浙江县报两个发展高潮 　　浙江地处东南沿海，地方报业起步很早，南宋时期杭州就有“邸报”和“小报”。1854年宁波创办了浙江第一份近代报纸《中外新报》，1897年在嘉兴平湖出现了第一份县报《平湖白话报》。①我国近代史上的蔡元培、瞿秋白、邵力子、夏丏尊、郁达夫、朱自清、经亨颐、邵荃麟、胡愈之、沈雁冰、郑振铎、丰子恺等名人，都为浙江县报的发展作出过贡献。浙江县报从1897年到1949年间经历了两次发展高潮。 第一个高潮 1897年至1937年是浙江县报出现并逐步发展的时期，其中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推动了浙江县报发展的第一个高潮。从1911年到1927年间，浙江有民间、政府、国民党、共产党等办的八十多家县报。 随着康有为、梁启超推动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兴起，资产阶级革命派积极兴办白话报，提倡推广白话文宣传维新思想，白话报对报纸传播和文体发展都有划时代意义。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浙江第一张县报《平湖白话报》由陈惟俭等人创办，该报日出一小张，1898年戊戌政变后，报馆被清吏捣毁，该报停办。清光绪三十年（1904），《南浔白话报》问世，出刊一年左右。 辛亥革命前后创办的县报中，民办的有嘉善的《善报》和《善言》、余杭的《余杭报》、绍兴的《天觉报》、海门的《赤霞报》、德清的《清声报》、椒江的《椒江日报》、永嘉的《温州大公报》等；国民党县党政部门创办的有《新余杭报》、《富阳党报》、《海盐民报》等。民国初军阀统治时期，浙江报业的特点是报纸创刊多，查封也多，有的报纸创办几期就被查封。比如嘉善的《善报》，因内容多为抨击县政贪暴，指责劣绅横行，1913年被封，《绍兴公报》揭露绍兴知事陆炳麟“营私舞弊，搜刮民膏”，被其蓄意报复，1913年被封。 1919年的五四运动及浙江的“一师风潮”激发起浙江学生和进步青年的革命热情，纷纷起来组织政治社团和创办报纸。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立，浙江各地共产党员，在多个县域办起十几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县报，影响较大的有：茅盾参与创办的《新桐乡》、②瞿秋白曾作介绍的永嘉的《新学报》、嘉兴新塍的《新塍半月刊》和《少年新塍》、萧山的《责任》、绍兴的《觉悟》、上虞的《石榴报》。1924年国共合作后，出现了更多中共县报，如《余姚评论》、《永嘉周刊》、象山的《鸣报》等。 1927年4月11日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蒋介石掌握政权后，视浙江为核心区域，经济发展较快，国民党各县党部和政府控制了一些民办报纸，还陆续创办党政机关报，十年内战时期办报约有40家左右。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使民族危机日益严重，1932年“一·二八”上海战事直接威胁到杭州，浙江各地掀起抗日救亡浪潮，地方报不断发特刊或号外，报道战事。 这一时期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国民党加强对报纸的控制。1929年10月，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宣传部设立《日报登记办法》6条，规定“各种日报均须遵照本办法登记”。1930年l2月16日国民政府颁布《出版法》，共44条。这个出版法规定，创办报刊，需经内政部登记批准，1933年在城市设立新闻检查所，加强对报刊的控制。例如，1932年元旦创刊的《嵊新民报》，6月28日刊登《认清我们的敌人》一诗，被认定影射国民党政府积极反共、消极抗日而被停刊。此外，余杭、象山等地的《指南针》、《鸣报》、《午报》等，也被政府一一“围剿”。 第二个重要特征，是原先各县的闭塞状态逐渐打破，各类民办报纸在多个县域创办。办报虽多，思想却不活跃，缺少“五四”时期那种直言批判的风貌。由于财力和印刷条件限制，此时县报日刊较少，三日刊和五日刊较多，开张则对开的少，四开和八开的多。 第二个高潮 1937年7月至1945年9月抗日战争的8年，浙江各县创办了一百多家报纸。抗日战争爆发，促使战前国民党政府办的和民办的报纸，都以宣传抗战为主调。一些省报和地市报纷纷搬迁到县域内继续办报。还有一大批知识分子来到县城和农村。以“唤起民众，抗日救亡”为宗旨的报纸，如雨后春笋一般在各县涌现，推动了浙江县报发展的第二个高潮。其中，1938年是战时创办县报最多的一年，粗略统计达50家以上，其中金华最多，宁波、温州、绍兴、丽水等地区也有不少。 1937年12月杭州沦陷后，浙江省政府撤退到金华的永康方岩，原在杭州发行的《东南日报》、《正报》、《战时生活》、《中国儿童时报》等也迁到金华出版。金华北通苏浙皖敌占区，南达闽赣粤桂大后方，因此南昌的《青年团结》、衡阳的《士兵周报》、汉口的《前敌周报》等一些外省报刊也纷至沓来。国民党中央机关刊物《中央周刊》，也在金华发行航空版。③战时云集金华的知名作家和学者，有巴金、夏衍、冯雪峰、张乐平、艾青、胡愈之、范长江、杨朔、沈从文等，先后参与办报和撰稿。许多知识分子先后创办报纸，其中由中共领导的有《新中国》、《东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