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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自由概念和心性自由思想辨正 　　摘要：自由是近现代以来令中国人纠结和困惑的理念，需要我们在反思和辨正中国传统自由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予以澄清和阐明。中国传统自由概念具有双重内涵：在“私”的层面即个体生存层面，自由即个人安然自在、恬静自得、悠闲自乐的内心感受、生活态度、人生理想或日常生活状态；在“公”的层面即正统思想与正式制度层面，自由即随情放纵、任意散漫、自私自用等态度或行为。心性自由是中国传统自由思想的内核，它蕴含一种关于人的自我发展辩证法，总体上是德性主义的。由于缺乏外在制度、法规等的保障，传统心性自由思想在其现实性上发生了某些变异：或者变异为自我作践的“心奴”，或者变异为随波逐流的“任性”，或者变异为玩世不恭的“放纵”。应在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统一中确认和保障现代人的心性自由。 关键词：自由；心性自由；中国；传统 中图分类号：B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3）06—0090—06 作者简介：寇东亮，男，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郑州大学公民教育研究中心研究员，河南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哲学博士（郑州450001）。 中共十七大报告把“自由”确认为社会主义公民意识的基本要素之一，中共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把“自由”确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素之一。这两个确认，可以说是中国近现代以来自由思想发展的理论结晶和最高成果。但是，什么是自由，如何理解作为社会主义公民意识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由，这些问题远没有澄清。我们迫切需要深入研究和正确阐释社会主义公民意识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语境中的自由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而反思和辨正中国传统自由概念及自由思想，是深化这一问题研究的重要环节。 一、“扬”或“抑”：令中国人纠结和困惑的自由概念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自由是中国人异常关注和反复议论的核心理念之一。但是，总体而言，近现代以来，自由概念是令中国人纠结和困惑的。20世纪初，严复在《群己权界论》自序中写道：“十稔之间，吾国考西政者日益众，于是自繇之说，常闻于士大夫。顾竺旧者既惊怖其言，目为洪水猛兽之邪说。喜新者又恣肆泛滥，荡然不得其义之所归。”①20世纪20年代初，梁漱溟说，中国人“对于西方人的要求自由，总怀两种态度：一种是淡漠的很，不懂要这个作什么；一种是吃惊的很，以为这岂不乱天下！”②20世纪20年代，面对阶级革命和民族国家危机，包括孙中山、陈独秀、李大钊等在内的一批革命者对他们自己以前所尊崇的欧美“自由、平等、博爱”等理念产生质疑，甚至对自由尤其是个人自由作出了某种误判甚至否定。孙中山把革命屡屡受挫的原因归之于中国人的自由太多。1924年，孙中山指出：“中国自古以来，虽无自由之名，而确有自由之实，且极其充分，不必再去多求了。”“中国人现在因为自由太多，发生自由的毛病。”③1929年，毛泽东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概括了当时党内存在的诸多错误思想，如“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等，并认为这些错误产生的根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由散漫性”④。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面对日益严峻的民族国家危机，“救亡”成为时代主题。在这种情形下，许多思想家和革命家为了凸显权威、纪律、集中、统一等理念的重要性，便不同程度地贬低自由理念。1937年，在《反对自由主义》中，毛泽东把“自由放任”、“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个人意见第一”、“闹意气、泄私愤、图报复”、“工作随便、学习松懈”等囊括在“自由主义”名下。他号召“反对自由主义”，这或多或少使人对“自由”及其“主义”表现出一种单纯的质疑、排斥甚至否定。 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一个时期，作为一种价值理念和政治原则，“自由”总体上成为社会生活的盲区和理论研究的禁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改革开放大潮的涌动，“许多青年崇拜西方的所谓自由，但什么叫自由他们并不懂”⑤。“一些青年学生也喊要民主、要自由，但他们实际上并不知道要什么样的民主、自由……一些年轻人对民主、自由没有正确的概念”⑥，从而一度出现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有特定政治含义的概念。邓小平同志多次指出，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⑦但是，在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过程中，由于当时主要侧重于对资产阶级自由及自由主义的质疑、批判和否定，疏于对其合理性的积极阐发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由观的正面阐释，使得对作为“有特定政治含义”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批判，多多少少遮蔽了对自由问题的深入研究。 20世纪9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不断推进，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自由”再一次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成为学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