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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外传播学20年发展历程回顾 　　近20年来，因应于国际格局与中国社会的深刻变迁，我国对外传播学经历了一段不平凡的发展历程，其所贯穿的主线恰与国家发展的命运相契合：一方面从国际社会借鉴经验以改革自我，一方面在中国的现实国情中立足扎根，寻找中国人自己的文化自觉与道路自信。 一、发展的历史机遇 近20多年，世界与中国都经历了复杂而深刻的历史变革。对于中国而言，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20多年，充满了艰辛与感慨。苏联解体后，美国将中国视为下一个“假想敌”，屡屡在人权、西藏、台湾等议题上向中国发起舆论挑战。面对波谲云诡的变局，中国一方面韬光养晦、负重致远，一方面积极因应西方国家的舆论挑战。 1990年，中国恢复了中央外宣小组，1991年又成立了隶属于政府系统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积极向国际社会传播中国“和平、发展、合作”的国家形象。中国的国际地位获得前所未有的提高，其中包含着对外传播工作的努力推动。 进入21世纪，国际格局发生了新的变革。一方面，美国的霸权地位受到挑战，其国家实力先后在“9·11”事件和国际金融危机中遭受重创；另一方面，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逐步崛起，在国际事务中拥有日益重要的影响力和话语权。面对中国的发展与强大，并非每个国家都能够欣然接受并予以真诚祝福。在一个依然称不上公平与公正的国际秩序中，“对外传播”之于中国的意义，恰在于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动员支持、争取认同、营造有利的国际舆论。 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社会的日益开放，中国民众对于参与公共事务的意愿也空前高涨。2009年底，外交部设立了“公共外交办公室”，标志着公共外交成为中国对外传播的一种崭新形式。诚如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原会长陈昊苏所言： 国家领导人、各级官员，以及大型活动组织者、工作人员、志愿者，乃至数以千万计的普通民众，都是活跃在这个舞台上的公共外交积极参与者。 20多年来，历史赋予中国“对外传播”以特殊的使命，也同样为中国“对外传播学”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吸引了更多的学术人才共同为中国对外传播学的发展群策群力。 二、20年历史轨迹 近20多年，是中国对外传播学从起步到发展的奠基阶段；然而，若回溯其缘起，中国的对外传播学又岂止20多年。中国的对外传播学直接孕育于中国的对外传播事业，也就无可避免地在时间上滞后于中国的对外传播事业。 上世纪90年代前后，一批以“对外传播”和“对外宣传”为主题的理论著作纷纷问世，其作者则大多是具有几十年实践经验的对外宣传工作者。1988年，历史即将迈入90年代，中国第一部对外传播学著作《对外传播学初探》问世，其作者正是新中国对外宣传的优秀实践者、中国外文局原局长段连城。1999年，历史即将告别90年代，与前著遥相呼应，段连城的老同事与老邻居、我国对外宣传事业的另一位老前辈——沈苏儒，出版了另一部奠基之作《对外传播学概要》。两位大家的学术结晶，滋养于他们几十年所经历的时事变迁和人生历练。尽管迟至90年代前后才诞生，但是追根溯源，两本著作的源头却远在半个世纪之前。彼时，中国尚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苦撑待变，与此同时，在反法西斯同盟的建立过程中，也开始逐步走向世界。 1945年7月，年仅19岁的段连城负笈美国，在久负盛名的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攻读学位。几乎与此同时，刚刚大学毕业的沈苏儒也踌躇满志，在堂兄沈钧儒的介绍下，开始在重庆的美国大使馆新闻处工作，并因此结识了一位对他影响深远的中国籍同事——刘尊棋。 抗战时期的美国新闻处，是美国在中国进行对外宣传的专门机构，其负责人是一位来自哈佛大学的年轻教授——后来闻名世界的美国汉学翘楚——费正清。为了能够发出地道的中文稿件，费正清物色了一批中国籍记者，其中即包括了主持中文部工作的刘尊棋。 直到1949年10月1日，刘尊棋被任命为新中国国际新闻局的常务副局长，已回到哈佛教书的费正清才恍然大悟——原来，刘尊棋是当年潜伏在美国新闻处的中共地下党员，利用美国的财力物力，他在国统区的报纸上刊发了许多有利于抗日动员和民主运动的进步稿件。 借鉴当年在美国新闻处的工作经验，刘尊棋将国际新闻局打造为一个对外传播新中国的专业机构；与此同时，年富力强又精通外语的段连城和沈苏儒也深受其鼓舞，分别成为《人民中国》和《今日中国》两本对外刊物的骨干力量。 历史是一条源远流长、永不停歇的大河。从1949年开始，段连城和沈苏儒亲历了新中国建设与发展的峥嵘岁月，段连城更曾奔赴朝鲜，亲身参与了抗美援朝战争的报道与谈判工作。上世纪90年代前后，当两位老人的对外传播学著作问世之时，读者在纸面上看到的是他们洋洋洒洒的学术总结与理论归纳，在纸面上看不到的却是他们半个多世纪以来既勤习西学又扎根中国的生活经验与生命体悟。 段连城与沈苏儒的学术著作和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