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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决策偏好和前景理论 　　摘 要：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外交决策是一个重要的领域。作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的前景理论，与预期效用理论一样是分析有风险情形的决策。因此，前景理论对于国际关系的决策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国际关系中，理性选择理论是国际决策的理论基础，而前景理论是对理性选择理论的一次修正，那么，前景理论也就是外交决策中以理性预期为基础的理论进行的一次修正。前景理论在外交决策中的主要贡献在于对预期损失和预期收益各自行为采取的不同态度、损失厌恶、财富效应、确定性效应、对问题的解读方式等都与原来预期效用理论有很大的差别。 关键词：外交决策；前景理论；预期效用理论；参照点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1-0273-03 外交决策一般具有三种特点：一是决策时间具有一定限制，特别是在危机时时间特别紧迫；二是决策时大量信息，其中包括真信息，也包括假信息，同时还包括噪音信息；三是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国际关系领域决策，特别是危机决策，使前景理论具有很好的实用性。因此，前景理论在国际关系中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前景理论是由卡涅曼和特维斯基（Daniel Kahneman and Amos Tversky）二人于20世纪70年代末提出的，主要用于研究经济中个人决策问题[1]。其中，卡涅曼还因此理论获得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该理论得到经济学界的认可。他们主要采用的方法是实验方法。他们通过实验得出了许多与理性选择理论不一致的结论。总体上来说，前景理论是一种认知理论，即是一种主观评估。 一、确定性效用与外交决策偏好 前景理论认为，人们总有一种趋势，在正常情形下希望维持现状。而现状是作为行为者预期的参照点和对问题认识的基础，但是同时人们也容易形成认识上的现状偏见。在国际层面上也会有现状瞄定。现状瞄定的一个典型代表是认为维持一项国际机制比创建一项国际机制容易。基欧汉认为，“机制对国家来说具有很大的价值，因为它们扮演着重要的功能，也因为对机制的创设和重建非常困难。”[2] 一般来说，国家会花更大的努力去维持现状以避免出现对现状不利的因素，而不大采取风险性较大的行为去促进现状向更好的方向发展。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说，现状瞄定可能两个重要的原因：一是在维护现状以避免损失和促进现状向更好的方向上，两者有不同的收益和损失。国际政治中价值和地域的分配并不是偶然的和随机的，而是反映了他们之间各自在优势领域内拥有的绝对影响力。二是随着现状改变而来的是声誉和国内政治成本问题，因为声誉和国内政治成本的来源是人们预期行为对参照系的偏离，这种偏离会影响到人们思考和设立问题的框架。 确定性效应的体现就是人们过分“注重”（overweight）一定发生或者一定不发生事情的结果（即概率为1和0的事情）。例如，存在烈度低的军事冲突双方，当一方处于不利地位时，按照理性预期理论，弱者就会提出协议并达成协议。但是，现实国际政治却很少达成协议，主要原因在达成协议后带来的损失是确定性的，虽然冲突中损失可能比达成协议更大，但还处于不确定的情形，这样，由于确定性效应，这类协议就不会达成。另一方面，风险的降低同样程度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影响。例如，一项政策把战争的概率由40%左右降到了20%左右与由20%左右降到0，两者之间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而这在预期效用理论看来两者是完全一样的。在不同可能性的情形下，人们的预期是不同的，因此人们采取行为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与确定性效应紧密相连的是财富效应，因为财富效应强化了确定性效应。 财富效应是观念上的。产生财富效应的两个原因可能一是来自别人的嫉妒和羡慕，二是对拥有物的感情，如果拥有物品的时间越长，对它所赋予的效用也就越大。而在国际关系中还有另一种意义，即政治资产和经济资产具有象征价值，这样使得财富效应得到进一步的体现。因此，如果失去的话，那么就会愿意以似乎是超过事物价值本身的成本去获得它，这样使得在国际谈判中就较难达成协议。例如，两国在划分边界时，如果两国交换某一个地方，这样对双方都有利，但是由于财富效用的作用，被交换的这个地区被赋予很高的效用，感觉不值得与对方拿出来的土地交换。 二、损失厌恶与外交决策偏好 损失厌恶和风险偏好差异在前景理论中是来自个人的心理作用。但是损失厌恶在政治领域或许不仅仅是一个心理因素。损失厌恶的损失当然不一定是实物损失，例如领土丧失、经济损失，也可能是声誉和是否值得信赖（credibility）。国际政治中的收益和损失不是在真空中定义的，而是依据当时的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环境来定义的。国家的收益和损失也可定义为领导人的政治利益，如打击对手确定其领导地位等。值得注意的是，在前景理论中，收益和损失都是预期产生的，也就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