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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人类学背景传统音乐 　　中国的传统音乐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之后才引起国家有关方面的重视，并以行政手段进行层层推广。北京方面由中国音乐学院牵头创办了北京传统音乐节，迄今为止已经举办了四届。北京传统音乐节艺术总监谢嘉幸教授送给我一些视频资料，从这些资料中，我看了“高等音乐艺术院校与区域文化建设”高峰论坛的一些专家学者的发言视频，心中并未为这种传统音乐的被重视而感到喜悦。我很不安地发现，在论坛发言中，一些专家学者还是从西洋音乐体系的视角出发，要将中国传统音乐来一番改造，创造出一种所谓的新传统音乐，还很学术地美其名曰第三种音乐。这种缺少学术素养和专业训练的自负与狂妄式的专家学者真让我吃惊。 另一些真正有志于在大学中推广传统音乐教育的专家又面临这样一个困境：现有的音乐教师根本不具备传统音乐素养，除了弹弹钢琴视唱练耳那一套西洋训练法，他们一无所能。到哪里寻找传承传统音乐的教师去呢？我们毁灭了传统文化数十年，今天由于国际大环境的影响，我们欲将传统重新找回来，殊难。除了意识形态的原因、文化眼光的原因，久已被边缘化了的传统音乐衰落的根本原因是它已经失去了正常存活的人类学背景。 在论坛发言中，台湾南华大学民族音乐学系主任周纯一副教授的发言让我精神为之一振。周纯一先生领导的南华大学民族音乐学系的学生除了学习理论之外，每个学生要学习三年古琴，这不是要成为演奏家，而是要从身心两方面融入传统音乐之中。周纯一先生还在系里组建了雅乐团，尝试将一些古谱复原演出，并从大陆、日本、韩国多方学习传统音乐，由于台湾一直保留着中国传统文化，所以他们的传承具有一种责无旁贷的文化自觉。周纯一先生不无忧虑地说，中国的唐代音乐，至今保存在日本，有九十八套大曲，日本人在唐代时从中国引进到日本，传承至今。而韩国则保存了中国宋代的宫廷音乐，所以今天要听唐代音乐要去日本，听宋代音乐要去韩国。 音乐在今天人们的生活中，教化不是必须的，娱乐是必须的，而音乐在古代，是与人民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息息相关的。在民间有插秧歌、打场歌、扳船歌、打夯歌、采茶歌之类；婚礼有喜歌，葬礼有丧歌，敬神有祭祀歌，哪里像今天，丧事上吹什么“妹妹你坐船头”之类乱七八糟的东西。彼时的宫廷有筵乐、祭乐、娱乐等等，彼时的音乐具有人类学的背景，当然在今天，我们已然失去了传统音乐的人类学背景，所以传统音乐已不可能做到有机传承，而只能做到为文化继承而传承，用周纯一先生的话说，是一种“音乐文化的神圣性，不在于表面的表演而已”。 这种见识，在大陆许多音乐工作者心中，大约只是个笑话而已。 皮之不存，毛将附焉？诸位要把传统音乐粘在哪张皮上呢？ 传统音乐的场域 在本届北京传统音乐节上，一个让笔者感到荒谬的举措就是在往昔皇帝祭天演乐的场所——天坛神乐署举行群众性的戏曲擂台赛、民歌擂台赛、器乐擂台赛、曲艺擂台赛。在往昔的年代，传统的礼制是绝不允许这些世俗玩意进入庙堂之中的，庙堂是神灵享祀的地方。彼时的建筑格局是在庙堂对面坐南朝北建一座戏台，四时僧俗节日开台唱戏愉神，说唱鼓书这些玩意上不得戏台的。如今这些规制伦理全被践踏，敬天祀神的皇家神乐署里也可以龇牙咧嘴眉飞色舞地说说唱唱了。 礼崩乐坏。我想起先贤的这句话，无神论体制下的人，早已失去了敬畏之心，心无敬畏，便往往为欲望所驱使。 人与空间的关系，是一个既关乎人类学、亦关乎社会学，还关乎建筑学的多维课题，同样音乐与空间的关系当然也关涉上述诸多因素，而在所有这些因素当中，场域问题是首当其冲的。没有寺庙建筑，佛教音乐便无处安身，虽然佛的理念是无边无涯的，但佛乐的物理声音是极为有限的，它需要一个与其声音相匹配的空间场域才能达到它精神传递的最佳峰值；没有宫殿建筑，宫廷音乐便也无从施展它端庄华美的魅力。胡琴是一件雅俗通用的乐器，传统中的它是不作为独奏乐器使用的，大约八十年前刘天华先生写了二胡独奏的曲子，用以抒发文人情怀，才让二胡的魅力凸显出来。能够与二胡的音色匹配的空间场域，也只能在民居、庭院之中，才能曲尽其妙的。所以在第二届北京传统音乐节开幕式音乐会的大舞台上演奏刘天华先生的二胡独奏曲《光明行》时，便只好弄几十把二胡，把独奏改成合奏，才凑得上偌大的剧场空间。 唯其不受场域限制的音乐有两类，一类是室外祭祀，如皇上祭天地，如神教祭神主；另一类是民间载歌载舞的娱庆，前者是祀神，后者是自娱。祀神场域不嫌其大，故需要在天地之间摆开祭场，如此方能与天地神明交接，皇上的室外乐离不开钟磬鼓，笛管弦；民间的娱庆，且歌且舞且乐，是农耕文明时代籍谷神以自娱的狂欢，彼时丈许宽阔的宅屋是容纳不下的。民间的娱乐是自娱自洽的，图一个火爆喧闹，锣鼓镲铙、竹笙唢呐是少不了的。那些金属开路的响器是音乐的主力。 转回来说歌唱，典雅细腻、柔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