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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寸之间蕴风雨 笔墨底下有乾坤 　　当小小说日益成为当代文学的一道风景时，“湖南的小小说创作也极为活跃，名家辈出，写手众多。”①其中，以聂鑫森、邓开善为代表的文化小小说，以莫美、李性亮为代表的官场小小说，以王琼华、杨崇德为代表的讽刺小小说，以白旭初、戴希为代表的智慧小小说，以伍中正、秦俑为代表的乡土小小说，以袁雅琴、彭晓玲为代表的女性小小说，以罗治台、何一飞为代表的伦理小小说，以姚子衍、陈茂智为代表的少数民族小小说，都分别处于国内相关领域创作前列。具体观照聂鑫森、李性亮和杨崇德发表于《创作与评论》2012年第12期的作品，我们又不难发现他们倾注纷纭世态的深层思考和基于此上的独特风格。 一、植根现实的“讽喻” 从当代文学角度来说，发表于《人民日报》1956年7月14日的《一个贫农的女儿》（劳洪），是该报也是新中国期刊发表最早的小小说（全文253字），同时还是文艺“二为方针”精神指引下介入时代变迁、揭示人情世故、凸显“审丑”功能的优秀作品。该作品对自诩为贫农出身的“女青年团员”淡漠亲情、颠覆伦理的本性进行了深刻批判，为此后尤其是新时期小小说创作起到了航灯的作用，一大批如《关于申请添购一把茶壶的报告》（许士杰）、《枪口》（徐光兴）、《书法家》（司玉笙）等贴近现实、介入政治的讽刺幽默型“审丑”小小说层出不穷。当历史车轮驶入新世纪以后，《山长水阔雾茫茫》、《收脚印》、《屁大的事》、《鸡人》、《患者》等小小说，却在不同时空、不同地点、不同环境之下，营造出六十年前《一个贫农的女儿》所透露的那般尴尬与无奈。 在聂鑫森的《山长水阔雾茫茫》中，老吴和老易在远离故土的湘西古镇相遇，亲热的寒暄中忘记了彼此过去曾有过的恩怨，他们互相关心着对方的工作、生活和家庭，互相倾诉着自己的境况以及烦恼，浓浓大雾中，他们似乎达到了“宠辱皆忘”的境界。但当雾气顿然消散，他们都突然发现自己误认了对方——上船后两人分别置于前后舱的布局，显示他们一直就是互不搭边的陌生人，或者说他们又彻底成了陌生人——他们从雾气中的惺惺相惜到雾散后的互相戒备，也恰恰说明了他们无法真正做到宠辱皆忘、前嫌尽弃。“之所以彼此错认，是姓的巧合？是雾的遮掩？还是中国人的经历过于相似？”或许道出了作者对这个社会人际关系微妙的无奈，写出了每一个人其实都无法逃离人际关系的藩篱。突然想到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张越说过的一段话：“当生活让我们越来越忙碌时，我们会发现自己变得越来越冷漠，点头之交多了，能秉烛夜谈的少了。孤独时忽然发现，手机里保存了几百个电话号码，好像都是不适合倾诉的人。如果是这样，谁又是安慰我们的人呢？”② 李性亮的《收脚印》围绕油水局局长老胡西去引出人们对某些权力腐败的反思。老胡死去后，油水局用公款为老胡布置了华丽的灵堂；为了满足老胡死后土葬的愿望，油水局一干局长不怕违背政策和县里的规定心照不宣地默许；为了能让老胡风风光光地土葬，油水局不惜花重金购买九十岁老人的“天料”——所有这一切，无疑在宣示老胡这一权力人物无论生前还是死后都拥有至高无上的特权，也显示出当今某些公权制度的根深蒂固——且更为悲哀的是，无论是“贫困局”、“为民局”表现出的望而兴叹，还是“让汉宁县的老百姓大开了眼界”，都充分说明民众对权力腐败从无奈到缄默再到羡慕的可怕。而李性亮另一作品《屁大的事》则让我们看到了官场社会的另一面，安局长由于不敢担责任而被调任别处，但是这种调任却又是因为安局长“屁大的事都不敢担责任”，透露出某些官场符码的诡异和基于“太太局”太太们背后那些官员操控职务升降的莫大讽刺。 杨崇德的《鸡人》和《患者》则为我们呈现出另一番社会世相。秦沧海作为权力人物的一个附庸，一个善于游走于官场与民间的鸡人，他所从事的工作就是在正当职业之外为权力人物谋取利益并为自己增添生存砝码，所以像霍元彪这样的小职员就不得不为了正当的个人利益，屈服于看似权力之外其实仍在刘局长、蔡副局长、郭副局长这类人物的权力控制之中。而这种局长、这种鸡人在我们现实社会中又是无处不在，所以大多数的霍元彪们就长期处于被骚扰、被搜刮、被代表的尴尬境地。《患者》里的患者为了确保自己手术成功，不得不给医生和护士塞红包，最后给主刀医生的红包仅仅是一张欠条。我们不能说现实生活中的所有医护人员都是贪财之人，但我们也不能否认现在一些医护人员已经完全违背了职业道德，因此才会有为数不少的医护人员由于没有拿到红包而出现玩忽职守的情况。剃头匠不免感叹“现在都这样，动手术一定要打红包的，好像当官一定要送礼一样。”这样的叹息，似乎在暗示当这种社会风气正喧嚣尘上时，患者所给予的欠条就显得不是多余而是十分必要并且有着意味深长的味道了。这也从另一角度说明，小小说文体的“审丑”功能，由于转型期各种物象的存在而显得仍然重要；至于从“审丑”到“审智”再到“审美”的理想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