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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外销欧洲景德镇瓷器 　　外销瓷使景德镇成为世界瓷都 随着“三藩之乱”的平定，国内政治安定，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解海禁，翌年设江、浙、闽、粤四海关，负责对外贸易事务，允许外国人在广州开设贸易机构。英国、法国分别于1685年、1698年在广州设立商馆。随后，荷兰、丹麦、瑞典等国家也于雍正年间在广州设商馆，经营瓷器、丝织品、茶叶等中国商品。乾隆二十二年（1757），又规定外国商人只能在广州一口通商——这一局面持续至1842年鸦片战争结束后。当时，规定外商船只能停靠黄埔港，不得进入广州城，在黄埔港与十三行之间，有中国驳船往来接送人员与货物。非贸易季节，外商全部撤退到澳门。这样便形成了以广州为中心，以澳门为中转港，辐射全球的景德镇瓷器外销网络。 景德镇清代瓷业生产无论在造型、胎骨、釉色，还是纹样装饰上都得到了全面发展，产品质量有了明显提高，臻于极盛，发展成为“二十里长街半窑户”的制瓷中心。除青翠明快的青花瓷、颜色明亮的青花釉里红瓷、多彩艳丽的五彩瓷、镂刻精美的雕塑瓷等继续烧造外，还有柔和雅致的粉彩瓷。颜色釉瓷特别盛行，诸如红釉、绿釉、黑釉和茶叶沫釉等，五光十色，不胜枚举。这一时期，欧洲社会经济飞速发展，文化兴盛，加上美洲白银的大量流入，导致了社会财富激增，形成了新兴的消费品市场，成为景德镇瓷业最重要的国际市场，景德镇也由中国瓷业中心发展成为享誉全球的世界瓷都。 早期景德镇外销瓷大多数是为亚洲市场烧制，从器形、纹饰到用途，对欧洲人来说都是陌生的。当时进入欧洲市场的精美瓷器，由于浓厚的东方气息使欧洲人耳目一新，成为象征身份、地位的奢侈品和观赏品。这一方面是由于当时流传到欧洲的瓷器数量稀少且价格高昂，另一方面也说明过于纯粹的东方形制的瓷器不符合欧洲人的日常生活需要。中国餐具的式样很少，不能适应欧洲人饮食习惯和多样化餐具的需要，中式瓷碟在欧洲的餐桌上只能用来放糕点。用途有限的瓷器，销路必然有限。为了让景德镇制造出符合欧洲人要求的器物，欧洲商人往往提供彩色画稿或模型，模型有陶瓷器、玻璃器、银器、锡器及木器等，还有一些是在景德镇烧好素瓷胎后运至广州再加彩（即所谓广彩），或运到欧洲后再加彩，总之是根据欧洲市场的需求来设计、制作。在欧洲市场旺盛需求的推动下，景德镇制瓷行业逐渐分离出特殊的分支——洋器作、订单器作，专门负责生产满足国际市场需求的产品，“洋器专售外洋者。商多粤东人，贩去与洋鬼子载市。式多奇巧，岁无定样。”所谓“式多奇巧”是指瓷器的形状和装饰为欧洲型，不像中国人常见的式样。如中国流行的瓷杯一般没有把手，带把的啤酒杯是英国人从土耳其移植过去的；中国盘子是圆形的，输出欧洲的盘子就有长圆形、多边形、贝壳形等数种形体，边缘也作了加宽处理；所谓“岁无定样”是由于欧洲各国每年订货的要求不同。 欧洲各国的东印度公司为了开发中国瓷器贸易的潜力，使之更适合欧洲市场的需要，逐步把中国瓷器的基本式样和装饰花纹改造成西方式样。荷兰是第一个主动设计、开发中国瓷器的国家。1635年荷兰侵占台湾后，在中国近海找到了一个稳定的据点，便开始向中国直接定购他们所设计的瓷器。如1734年11月12日荷兰东印度公司总部通知巴达维亚，要求寄一些烧得好的瓷器式样，以便在中国依照生产。当时在荷兰和英国，中国瓷器主要是作为生活日用品，这就决定它们必须适应欧洲的生活习惯，于是就产生了一种所谓的“中国形”瓷器，即融合西方式样的中国瓷器。日用瓷是荷兰东印度公司运销的主要商品，大致有餐具、茶具、咖啡具、巧克力具和盘、牛油碟、奶油碟、盛酒器、水注、剃须盘、啤酒杯、瓶、渣斗和表座等，以餐具、茶具、咖啡具和巧克力具最为常见。如1751年，荷兰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输入瓷器49.5万件，其中饮具约20万件，占总数的40%。由于不同国家、不同家庭的不同习惯，一套餐具的数量也不尽一致，一般为80件，有时达600多件。奢华的餐具组台，配调味瓶、盛冰桶、烛台、草莓碗、生果碟及餐桌中央的陈列品。一套普通饮具，包括杯及托碟各12只，咖啡杯及托碟各12只，巧克力杯及托碟各6只，茶壶和壶座、咖啡壶和壶座、奶壶和壶座、废水碗和托盘各1只，另有1个茶叶罐及1个带托碟糖罂。某些付得起额外开销的家庭甚至购置一套4000件以上、饰有家族纹章的餐具。1700年的欧洲约有1亿人口，景德镇瓷餐具、饮具的风行，意味着为景德镇制瓷业打开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欧洲各国博物馆收藏的景德镇明清瓷器造型较丰富，大致包括中国传统样式、中西合璧样式与欧洲样式三类。后两类基本上是为欧洲市场专门制作的，国内少见。中国传统式样有各式瓶、壶、罐、碗、盘、杯等，以康熙时期的器形最丰富，常见的有棒槌瓶、风尾尊、方瓶、梅瓶、葫芦瓶、将军罐、花觚等。中西合璧样式是指在中国传统式样的基础上，加入西方所喜爱的因素，创烧出具有新意的造型。比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