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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建设中可再生能源和生态消费构想 　　[摘 要]生态文明强调经济发展与环境改善的相互兼容，中国拥有追求生态文明全面发展的经济和政治资源。可再生能源和生态消费是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两个关键因素。鉴于化石能源终将耗竭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巨大破坏，可再生能源将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选择。我们可以运用市场化手段，通过高级能源管理合同和可再生能源电网，建立起高效的可再生能源系统；同时，在经济领域，尝试以生态消费评估税取代增值税，用市场价格体系为消费者、生产者和投资者发送可持续发展的积极信号。 [关键词]生态文明；可再生能源；高级能源管理合同；生态消费评估税 [中图分类号]F062.2；F416.2；X32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3）03-0016-08 一、引言 21世纪的中国正在迅速崛起为全球工业和经济的先导者，但同时也面临诸多机遇和挑战，如果不能够实现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成功转型，那么势必会陷入一场前所未有的生态危机之中，如果能够抓住21世纪人类文明的转型机遇，那么就有可能成为经济繁荣和可持续发展的先锋，因为生态文明强调经济发展与环境改善的相互兼容。中国已经具备完成这次转型所需的技术、知识、创业能力、资金来源等条件，因而有能力在当前及后工业文明时代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转变。 中国特别适合走一条生态文明之路。首先，中国已经在太阳能光伏发电、风力发电、水力发电等可再生能源方面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目前，全球煤炭能源生产有所上升，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而石油消耗则有所下降。像美国这样拥有较大煤炭储备的国家，已经快速增加了煤炭的出口。在美国，页岩气正取代煤炭成为电厂的燃料，这导致燃煤电厂的关闭和取消。在发展中国家，页岩气的发展很薄弱，进口液化天然气的成本又很高，而新建的燃煤发电厂——燃煤却没有进行碳捕获或碳储存——却驱动了经济的增长。 其次，中国政府税收的一半依赖于增值税与消费税，这将便于向生态消费评估税体系转换，为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发送价格信号，从而重塑中国乃至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作为全球出口和制造业方面的领军者，中国在全球绿色出口方面处于拥有持久竞争优势的领先地位。沿着长期可持续性繁荣并引领全球政治经济的生态文明之路，中国能够重新界定21世纪商业和生产的性质。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不是通过武力来实现，而是行使软实力的结果，即正在形成的不可抗拒的经济优势与遵循并定义21世纪全球性生态方式的诸多政治和社会结果。 中国，如同美国一样，能够采取具有重要意义的、决定自己命运的步骤。然而，像美国一样，中国也受到诸多全球性条件的限制，比如气候变化，这就要求中国采取全球性措施。中国追求生态文明，既能充当全球的榜样，又能成为持久的全球领先者。 中国能够从最低价格驱动的全球出口领先者向最低绿色价格驱动的全球出口领先者转型，从而在未来20年当中实现由生产性投资规划转型为可持续性的经济发展优势和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领先规划。这个规划能够在拥有世界上最多人口且不断增长的经济体中得以实现，虽然仍有几百万人口尚未脱贫，而且眼前对经济增长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要求与可持续性增长的要求经常发生冲突。 不遵循生态之路正在无情地导向资源战争、气候变化、作物歉收、饥荒、流行病、绝望者的大规模移民、社会的崩溃以及政府的失灵。我们时代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才能够协调好经济增长与生态可持续性之间的关系。科学理性的诸多工具、市场、计划和民主，能够用来实现从一种自我毁灭的工业制度向着可持续的全球性生态文明转变吗？ 如果没有生态转型，当今的经济成果就将被证明是暂时而短暂的，这是一个难以解决的利己主义问题。但是，诸多有益的生态对策正出现在工业的过度发展过程当中。正是中国才拥有经济的、政治的资源去追求生态文明的全面发展，而并不是所有国家都将遵循这样一条生态之路。正如投资战略家杰尔·格兰瑟姆（Jerry Grantham）所分析的那样： 在理论上，尽管能源问题能够相对容易地通过大量投资可再生能源和智能电网而得以解决；而且，采取这些做法的国家，在未来几十年中，最终将会具有较低的边际成本和能源安全的巨大优势。但是，大多数国家，包括美国，将不会凝聚政治意愿去克服能源集团的惰性、如意算盘和巨大的政治影响力，去从事这些昂贵的项目。因此，他们冒着竞争力落后的危险。① 二、通过高级合同能源管理建立可再生能源系统 能源问题在工业制度对生物圈的破坏当中处于核心位置。高效可再生能源有能力在大陆范围内彻底代替所有现存的化石燃料和核能，所运用的新工具就是高级合同能源管理（AEPC），即通过竞争性市场手段和私人融资方式，以较低的成本建立起一种高效的可再生能源系统。② （一）可再生能源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