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管理背景下网络舆情管理.docVIP

社会管理背景下网络舆情管理 　　社会管理的提出，是与政府对当下社会深刻变迁情况的认知和把握分不开的。计划经济时代产生的单位和社会组织的功能逐渐减弱，市场经济中人们日趋原子化、自由化，人们日益从“单位人”变成“社会人”，这成为了政府加强社会管理的前提判断，这一判断早在2000年左右就已经形成了。对社会管理的强调，无疑将会促进在相关领域里呈现为各种具体形态、具体方式的公权力的活跃化，从而对法治化的需求也进一步提高。所以，作为必要的知识背景，这里有必要论及社会管理的主要内容与制度目标。 社会管理，其本质是政府在新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基于新的管控理念与管控技术，对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因以组织身份归属为基础的传统社会控制体系的失效所导致的秩序与权力真空的重新填补。这体现了一种反冲突的、强调社会自身功能结构协调的社会治理思路。其理念是：冲突在任何意义下，都不具有正面的价值功能；而稳定均衡则被赋予了最高的价值地位。 网络舆情管理目标 网络舆情是指作为主体的网络媒体与网民，借助互联网技术，针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尤其对一些焦点问题的关注、传播，并就该问题发表带有一定倾向性和社会影响力的言论。具体表现为主体一定强度的情绪、意愿、态度、意见以至于行为倾向，并进一步形成某种具体时空条件下的社会舆论态势。 网络技术的运用，使舆情的传播方式与传播形态都发生了重大的改变。网络技术的“赋权”效果使公众对于舆情的形成机制、导向与社会影响都具有了更大的主导作用，舆情的社会政治效果得到了相应的提升与放大。汹涌澎湃的舆论所产生的政治压力，以及网民“线上行为”与“线下行为”之间密切的联动性，使得任何自由演进的舆情过程都可能成为重大社会风险的诱因，从而冲击着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所以，舆情管理最初就被认为是当前社会管理的重要工作方面之一。网络舆情管理是整个舆情管理制度的组成部分。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就提出“建立和完善舆情信息汇集和分析机制”，十七届四中全会会议决议中更是提出要“注重分析网络舆情”。 完成舆情监测分析需要人工操作，同时相关的信息处理技术也可以提高工作的成效。通过借助先进的自然语言处理、舆情信息智能检索、数据挖掘等技术，可以逐步实现舆情信息采集与处理的自动化。 目前，网络舆情监测系统可实现对网页信息的自动抓取采集，对热点话题进行识别、分类，并实现对后期数据的存档、查找、挖掘等自动综合处理，并具备了舆情报警功能。当然，信息技术也须与人工研判、编制舆情分析报告相结合，才能更加准确地把握舆情。 网络舆情引导制度 要保持舆情的可控性，政府自身的主动出击是必不可少的。相关的制度包括构建自己的主流网络平台，主动设置舆情议题、组织发布新闻报道评论，吸引更多的受众；合法地把宣传部门的舆论引导要求传递到自己主管的媒体单位上，这可类比于行政组织的内部程序；培育网络意见领袖，既包括以在线访谈等形式为手段的“专家型”意见领袖，也包括以共同参与等形式为手段的“网民型”意见领袖；完善的新闻发布与新闻发言人制度，目前新闻发布已经走上了网络平台，许多政府部门都开设了自己的微博，通过及时处理可能存在社会风险的舆情问题，与公众展开互动，化解公众的对抗情绪，避免在舆情处置过程中的被动局面。 舆情引导是一项通过参与公共讨论而使自身意见、观点获得广泛影响力的过程。因而，必然对与公众展开对话的技术有所要求。只有掌握了有关的技术方法，才能取得较好的对话效果。这包括说服技术，即要使被劝说者接受传播的信息；暗示技术，即用含蓄、间接的手段方法对群体的心理与情绪施加影响；团体规范技术，即通过个人所在网络社群内部的规范机制来影响与约束成员的言行。 网络舆情管理制度 这里包括两部分，并以行政强制性权力为后盾。一是对网络信息内容的一般性管制。因为舆情本身也是网络信息的一种。任何具体的网络信息都可能助长某些舆情态势的激烈化。比如，某些煽动犯罪的网络违法信息就很可能促成线下行为的发生。所以，对网络舆情的有效管理必然牵涉到对网络内容的一般性管理。这主要是对《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行政法规）规定的九类法定违法信息的管理。比如未成年人色情等违法信息一直是世界各国网络内容管制的主要对象。政府对它们的管理理由并不基于对舆情管理的需要。但也有某些违法信息类别的产生可能与舆情管理的需要有关。比如“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的；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这样的违法信息定义过于宽泛，并使某些涉及政府腐败、突发公共事件的舆情存在被行政机关解释为包含违法信息的可能。这就使行政机关能够以管制违法信息之名实行某些舆情干预，而在实质上不同于对一般性违法信息的管理。 此外，网络内容管理也是政府对行业自律准则的要求。通过社会组织的合作参与，行政目标可比单纯从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