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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传教士对中国国民性描述和批评 　　就在西方精英人物和普通人群的互动之中，中国国民性的“奴性、愚昧、自私、麻木、残忍”等特征得到了模式化的描述和强调。 那些来华传教士，几乎每个人都带着基督徒和西方人特有的傲慢。基督徒文化心态之封闭，远超过中国的士大夫群体。除了基督教和西方文化，他们从来没有打算理解世界上任何其他文化的价值及其合理性。即使最谦卑、最友善的传教士，也难免认为唯有自己得了上帝的真传，其他文明圈中的人都是异教徒、异端，而所有异教徒和异端都是邪恶的，要么必须接受他们的教化和改造，要么必须被他们消灭，绝没有第三种出路可言。 包括传教士在内的来华西方人，用了极多的笔墨谴责中国人的封闭、傲慢和愚昧，他们从来无法意识到，他们的这种傲慢和偏见就是最大的封闭、最大的愚昧、最大的邪恶。 那些到美洲传教的传教士，面对美洲居民成千成万地惨遭西班牙征服者（他们个个都是基督徒）的屠杀，他们认为这些被屠杀者最大的苦难不是被奴役、被屠杀，而是临死前听不进他们所传达的上帝福音，死后不能进入这些屠杀者所认定的天堂。 如果一个印第安人在临死之前能够皈依基督，然后安静地接受殖民者的屠杀，传教士们就会认为这是欧洲文明和基督教文明最伟大的胜利，也是他作为传教士个人最伟大的胜利。这种旷古罕见的愚昧和邪恶统治着所有传教士的头脑——能够偶尔摆脱这种愚昧与邪恶的传教士百年难有一遇。 要想让一位传教士平等地看待和对待印第安人，那比要一位印第安人皈依基督还要困难很多倍。同样的话也适用于传教士与中国人之间的关系。那些来华传教士，特别是那些新教传教士，毕竟是坐着军舰来中国的，他们是征服者的兄弟，是那个屠杀群体和殖民群体的一部分。他们对中国最大的不满意就是中国人不能接受殖民者的宗教和文化，他们一代一代地向中国人说明，上帝是仁爱的，那些殖民者的目的就是将这些仁爱带给苦难的、愚昧的中国人。 第一个来华新教传教士马礼逊曾经在马六甲创办过英华书院，专门培训到中国传教的传教士。他们的创新之处在于除了培训西方来华传教士外，还从中国人中遴选适合人士予以培养，因为在他们看来，利用华人传教士在华人中传教，具有独特的方便之处。担任过英华书院校长的伊文思说：“我们必须在这个书院中为中国培养一批传教士，他们在不久的将来会乐意作为拯救灵魂的福音先驱，来到他们愚昧无知的同胞之间。” 普鲁士传教士郭实腊说：“当文明几乎在全球各处战胜愚昧和邪恶，并取得广泛进展之时，只有中国人还同过去千年一样停滞不前。” 美国传教士雅裨理说，中国人一直“处在极端黑暗之中”，“天天在坠入坟墓”，“是可怜复可悲的人民”。 有一位传教士甚至认为中国人一直处于“魔鬼”的羁绊中，他们来到中国就是为了从魔鬼的手中拯救这亿万生灵脱离罪恶的深渊。 中国就这样成为他们心中愚昧与黑暗的最后堡垒，因为西方侵略军和传教士都感到，“战胜”中国比“战胜”美洲、澳洲、非洲、印度、西太平洋地区要困难得多，中国人凭着古老文化的支持力，跟侵略者进行了持久的周旋。这就需要包括传教士群体在内的殖民者付出更加艰辛的殖民努力。 所以，他们对于中国国民性的批评，包含着对于这帮不思归化的“刁民”的抱怨和恼怒。郭实腊的言论中，就不难看出这种抱怨和恼怒情绪。 伊文思所谓“愚昧无知”，郭实腊所谓“愚昧和邪恶”，雅裨理所谓“可怜复可悲”，都甚为笼统，这样的判断显然没有下过研究功夫，还没看清敌人的面孔，先破口大骂一通，以便先声夺人。以下一些传教士都对中国人进行了一番研究，对他们的性格特征进行了某一方面的甚至比较全面的把握和描述。 早在16世纪，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就说中国人“蒙蔽在异教的黑暗中长达数千年之久，从没有或几乎没有看到过一线基督教的光明”。他悲天悯人地说，中国人“在愚昧无知的黑暗中陷得越深”，基督徒就越是“有理由同情这些人民并祷告上帝拯救他们”。 利玛窦把中国社会中为人们安抚感情、指点迷津、解除精神困惑的所有方法看作邪教和妖术，一个文明民族最伟大的文化创造——儒教、道教、佛教统统被他看作迷信，至于占星家、地师、风水师、算命先生等等，更是被他称作“骗子”。他把所有中国人都称作这些骗子的受害者。他说：“人不分高低、读过书的和文盲，都在受害者之列，甚至城内的高官显宦以及皇上本人都不能例外。” 他对别人的文化和宗教没有起码的尊重、理解，迫不及待地要在中国人面前充当另一种骗子——利玛窦拿来骗人的东西，跟占星家的骗术究竟有多大的区别？ 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的批评相呼应，法国传教士古伯察对中国人的迷信也有描述。他说：“中国人如此对待宗教，对待迷信又如何呢？对迷信的信仰也决不更强。遇到天旱，知事发布命令，要人民不要饮酒食肉，让各户念咒求雨。倘若不下雨，就搭戏棚，演迷信戏。如果还不下雨，就用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