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丽娟-快人快语话生活.docVIP

谢丽娟:快人快语话生活 　　《金色年代》：您1955年进入上海第二医学院学习，随后从医25年，当初为什么选择学医呢？家人对您从医有什么影响吗？ 谢丽娟：学医是我从小的志向，初中我去格致中学上学，乘17路电车路过八仙桥，看到那里有普济会之类的慈善机构在为穷苦人看病。候诊的穷人愁眉苦脸在马路上挨挨挤挤，不论风雨和骄阳，很是可怜。我就萌发了要做个医生、帮助穷人的意愿。 有一部印度电影，给我的印象也很深。影片中，有一个穷苦而美丽的姑娘，因重病住进了条件很好的医院，得到了好心大夫的救治而重获新生。我就想，将来我也要开一家医院，向有钱人多收点钱，就可以让穷人得到免费治疗了。 要说家庭影响，有那么一丁点，那就是我姐姐考上了在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毅然去了冰天雪地的东北。那里的生活条件对南方人来说是比较艰苦的，但那时候的年轻人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几乎是不考虑生活条件的。我为了将来从医的意愿，在填报大学志愿时，我的第一、第二、第三志愿都填写了医疗系，为了以防落榜，在第四志愿上填了生物系，我很庆幸，被上海第二医学院的医疗系录取了。 （《金色年代》以下简称《金》，谢丽娟以下简称“谢”） 《金》：1988年，上海居民因为食用受污染的毛蚶，导致甲肝大爆发，当时，您作为分管卫生的副市长，曾受到责难，您是怎样带领医护人员渡过这一难关的？ 谢：1988年初春，上海爆发了突如其来的甲肝，持续了两个月，甲肝感染者超过35万人，发病最多的一天有19000人。当时南市区卫生局局长韩幼文（我二医大的同学）打电话给我，哽咽着诉说：“病人那么多，都要住院，实在没办法……” 由于病人实在太多，所有各科病床总共55000张，只得使用各种可利用的空间，甚至旅馆、学校等都开设临时病房。 我去察看那些收治在工厂仓库改的临时病房里的病人，有位病人说：“我发烧39度一天了，可是没有人给我倒杯水！”我只能安慰这位病人，给他倒杯水，并向他表示实在对不起。我不能责怪护士，她们日以继夜超负荷工作，难以应对比以往多好几倍的病人，实在疲惫不堪。 关于你提及我曾受责难之事，是的，但当我把不为人知的情况陈述后，质疑我的部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表示了理解。 我和当时的市卫生局王道民局长在甲肝爆发前两周，发现集中出现了许多痢疾病人，病人饮食史中都吃过毛蚶。根据经验和分析，在出现痢疾两三周（即甲肝潜伏期）后，便很可能出现大量甲肝病人。 我们立即做了两件事：一是把毛蚶送检，检测其是否携带痢疾杆菌和甲肝病毒；二是通知各家医院把床位尽可能多地腾出来，做好收治甲肝病人的准备。 随着禁售毛蚶、病人的隔离、粪便消毒，以及使用公筷、勤洗手等卫生防病知识的宣传普及，在2月1日疫情达到最高峰后，甲肝感染者人数开始迅速下降。到3月上旬，这场突如其来的甲肝暴发流行得以告终。 《金》：您给人的印象是快人快语、雷厉风行、办实事、重实效，在您的从政生涯中，还有什么令您记忆深刻的事情？ 谢：因上世纪50年代鼓励生育，出现了第一个生育高峰，于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出现了第二个生育高峰，继而出现了幼儿园、小学入学难问题。在北京、天津等城市都出现了“两部制”的政策，即部分孩子上午上学，另一部分下午上学，即称五班三教室的两部制。 上海面对这一难题，在市长办公会议上讨论，准备在文件上的表述是“上海争取不出现两部制”，我的意见是删去“争取”二字，上海要保持原有的全日制。 我的陈述理由是孩子的父母都是双职工，如果孩子半天没课，挂着钥匙在弄堂里玩，父母怎么能放心呢？ 我们应想尽一切办法，如在学校维修改造时加层；教室扩容增加学生数，从三四十人增加到五六十人；腾出教师办公室改为教室；加快新校的建设，以及规划部分高中迁至郊县，扩大市区初中生、小学生的容量。 市长办公会议同意了我的意见，把不出现两部制的目标列为市府为民办实事的项目之一，在以后的评选中，此项实事获得市民好评第一位。 《金》：作为祖辈，您对孙辈的成长一定非常关注，在教育第三代方面，您有什么感想？ 谢：我有一个外孙、一个外孙女，外孙初三，外孙女才两岁。我们这辈人，大都有这样一个情结，就是我们年轻时工作太忙，对第二代关心太少，尽责不够，很是内疚。于是退休后，很想帮助第二代去分担对第三代的养育之责。虽然，现在提倡父母自己带孩子的理念被多数人认同，但不能不现实地对待，要看具体情况。我家的小外孙女两岁，白天送托儿所，下午4点要去接回家，让他的父母每天请事假去接孩子，那是不现实的。 我们把外孙女接回家以后，我和老伴就分别照管孩子和准备晚饭，女儿女婿下班后，无需接领孩子和煮饭。晚上，为了让女儿女婿休息好，外孙女的小床就放在我们房间里。 当然，在抚养外孙女的过程中，和女儿的意见也会相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