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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中西文明交会下城市文化传播 　　【摘要】近现代中西方城市文化交流与传播，给开埠后的上海、天津等沿海城市注入了新的异域文化元素，使北京、上海和天津体现出当时中国各具特色的城市文化生态。经过一百多年的历史文化变迁，特别是新中国成立60年和改革开放30余年的快速发展，上述城市文化也同样面临着全球化带来的城市文化、文明发展的普遍性问题。 【关键词】中西文明；文化传播；京津沪；城市变迁 一 从宏观意义考察，资本的全球化输出，区域文明的交流与传播，铸造了来自不同地域文化背景的人口流动和汇聚的大型城市，使城市的巨大容器吸纳作用与文化传播功能不断膨胀，伴随工业文明和消费文化的传播与推演作用，大型城市逐渐演化为当今时代的文明观念与行为文化的示范、引领中心，成为强大的城市文化传播与释放中心。由于城市功能的差异以及外来文明、文化的传播、浸润和交融，也不断地勾勒出不同的城市多谱系论域和城市文化话语形态。 从话语分类角度看，有以城市设计与规划为主题的城市主义话语生产机制；以人文社会学科价值追求为主旨的城市生态主义话语体系；以“反设计”与平抑城市设计冲动、反思城市文化建设趋同化趋势弊端的“批判学派”话语建构等三种不同的城市文化论域和话语形态。同时，从城市文化发展依存的社会背景考察，城市文化生态与传播，还产生了政治核心型城市、经济发展型城市、文化多元型城市和人文生态型城市等四种城市文化发展理念。 在中国城市文化历史发展中，城市文化形态与城市建设理念一直比较单一。至明清以来，近现代中西文化交流与传播，使上述城市的文化生态论域与理念开始出现多元化发展趋势。 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中西文化交流与传播源远流长，尤以汉唐为甚。但当时西方文化对中国并无任何优势可言。至元明以降，西学东渐持续不断，特别是清末民初的近现代以来，西学强势凸显，迫使中学与西学直接对话，中西文化交流与传播发生重大逆转，也衍生了国人的中西文化观和文化担忧心理。鸦片战争失败，使西方文化强势侵入，为中国城市文化与传播注入了新的异域元素。 西方城市文化风俗先后传入中国的上海、天津和北京。主要有五种途径：带入西洋生活用品、开辟租界地传播西洋文明、传教士的宗教传播、创办报纸进行精神灌输以及创办西式学堂兴办教育。 从西俗文明传播的内容看，第一是器物，包括西洋建筑（洋楼）、出行工具（洋车、汽车）和生活用品（洋火、肥皂）；第二是观念，主要是西俗文化中的宗教信仰，报纸是重要的载体；第三是生活方式，如西服领带、绅士拐杖、怀表服饰等，以及舞会、酒吧等社交文化方式；第四是制度，主要体现在租界里的西方城市管理模式。从西俗文明传播的形式看，主要有宗教灌输、报刊传播和西方教育传播等。 二 作为近现代中西方文化激烈碰撞的历史时期，伴随着异域文明和西学东渐的强大势力，中国原来固有的城市文化生态也在这种激烈碰撞与传播中演化出迥然不同的城市文化生态。 如果从城市起源来看，“世界上大都市的兴起，主要依靠两个因素：一个大帝国或政治单位，将其行政机构集中在一个杰出的中心地点（罗马、伦敦、北京）；一个高度整体化和专业化的经济体制，将其建立在拥有成本低、容量大的运载工具基础上的贸易和工业制造，集中在一个显著的都市化地点（纽约、鹿特丹、大阪）”[1]。 北京和上海分别属于这两种城市的典型代表。在近现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上海曾被称为“东南都会”“东方的巴黎”“亚洲的纽约”。 上海——于南宋咸淳三年（1267年）设立城镇。至元朝二十八年（1291年）批准设立“上海县”。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建成卵形城墙，以保护居民不受海上倭寇侵扰。雍正七年（1729年）解除海禁，经贸开始大发展。西方人在上海从事文化交流传播活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608年（万历三十六年），意大利传教士郭居静应中国人徐光启邀请，来上海建教堂，发展教徒，传播基督教。在开埠后的1843年到20世纪前期，西方传教士眼中的上海形象是一座畸形繁荣的城市，是“冒险家的乐园”。无论是文字书写还是影像记录，在对上海的怀旧叙述中，一个令人怀念的城市传奇——老上海似乎成了一个谜，有发掘不尽的宝藏。上海是中国最早开埠的城市。在西方媒体反映上海的文学和影视作品中，上海也是一座光怪陆离的城市，“一方面是超过曼哈顿的摩天大楼群，另一方面则到处是鸦片馆、充满颓废气息的娱乐场所。女人们希望找到最时尚的商品，男人们则希望找到垂涎已久的声色场所，享受美艳诱人的东方女性。虽然当代上海已经摆脱了昔日不堪的名声——东方妓院，但情色意味依然浓烈，同时还带上一种优雅的慵懒、神秘，浪漫而又奢华”[2]。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发生了脱胎换骨、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上海成为全球化浪潮冲击下的超大型国际城市、改革开放成果的示范地和中西方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