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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奏疏类公文演变析其和古代政治形势关系 　　摘 要： 古代公文可分朝廷公文和官府公文两大类：前者是帝王与臣属之间使用的公文，后者是官僚或官府之间的来往公文。朝廷公文可分为“诏令”和“奏疏”两类。诏令类公文是帝王告臣属的，属王者之言。奏疏类是臣下对君王敷奏谏说的公文的总称。 关键词： 演变 政治局势 影响 推动 奏疏类公文是臣下对君王敷奏谏说的公文的总称。奏疏类公文在秦以前称为“上书”，秦时改为“奏”。汉将其分为四种：章、奏、表、议，沿用至清。“奏”又称“上疏”。在中国古代，公文的体式是不断改变与发展的，究其原因，很大在于政治形势的演变，与此同时，公文体式的演变也正好反映了局势的变化。其中，奏疏类公文最具代表性。 一、古代奏疏类公文的演变与政治形势 （一）秦汉奏疏类公文的演变与政治形势 秦以前，凡臣下言事于王，都称“上书”。秦统一六国、建立起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封建国家后，凡臣僚上书皇帝，一律称“奏”。这是“奏”的开端。此时，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刚刚实行，奏疏类公文也刚刚起步，一切均处于起始阶段。皇帝为了加强皇权，展现皇威，将“上书”改称“奏”。“奏”的出现不仅仅是公文从“上书”向“奏”名称的转变，也是秦君主对权力渴望的表现。“上书”的内涵远远没有达到秦君主对朝臣的统治目的，所以“奏”的衍生不仅反映了公文文书的变化，更反映了封建专制集权的正式开启。 到了汉朝，君主察觉到秦朝君主暴虐统治的劣根性，开始慢慢转变，将“奏”改为“章、表、奏、议”。这是对秦代“奏”的发展，一部分体现了国君对于专制体制君权至上的延续，另一部分也体现了君主意识到要适当地关注群臣们的意见和建议。此时虽然仍是君主专制，但从公文名称的改革不难看出汉代的进步性，这不仅是“奏”类公文分化那么简单，而是在先前预示着君主是绝对权威的情况下，更加强调了君主希望万事有议，希望更多人进行劝进、荐举以及弹劾等的意识，以此来巩固王朝，体现权威的愿望。 从奏疏类公文由秦至汉的转变，我们可以发现，秦开创了“奏”这一新的公文体系，从发展上看，是对公文奏疏类文体的创新，从政治上看，是为秦君主私人控制欲、统治权而创造的。汉朝继承了“奏”这一公文的形势，从发展上看，汉朝衍生出“章、表、议”，丰富和补进了奏的缺憾，从政治上看，汉朝君主的改良是通过秦朝政治的失败而获得了经验，这一做法不仅没有影响汉朝君主掌握主动权，而且放宽了建议权，这对汉朝政治有着极其有益的影响。 （二）隋唐奏疏类公文的演变与政治形势 经历了魏晋南北朝的战争不断，到安逸稳定的隋唐（特别是唐朝），奏疏类公文的发展不断成熟。整体结构上，隋唐依旧延续着“章、表、奏、议”的模式，但是发展程度各有不同。发展最成熟的是“表”。“章、奏”等公文文体随着时间的变化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但“表”的发展却越发成熟，越发稳定。唐朝也开始出现“状”，即以“状”为样式进行上呈，状陈。这种形势一方面是唐朝君主权威的象征，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唐朝重视“礼”的习惯。“状”的发展从侧面反映出“表”成熟，更体现了奏疏类公文在整体发展上迈出了坚实的一大步。 奏疏类公文在隋唐的发展与隋唐的政治形势关系密切。隋和唐初所确立的体制及其它相关制度具有很大的开创性，开启了此后一千多年官僚政治制度的基本模式，诸如各级政府都由官吏负责运转，官吏按才学标准并通过考试由中央任免等，同时其也具有很大的过渡性。隋和唐初的制度、法令都是在经济不很发达，小农占据多数的基础之上建立的，职掌固定，少有弹性。唐代还出现了政治体制变革，变革的核心内容，是政府机构在按职能分工的基础上，不断加以调整。政府机构按职能分工，不论是尚书、门下、中书三省，还是尚书省六部和寺监，都是如此。特殊的政治局势必然预示着公文发展的特殊性。公文制度的变化仅仅反应了唐朝盛世变化中的一部分，但这一部分却从一个侧面很好地反映了唐朝政治局势的开明，也从侧面印证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同时，从另一个角度反观，我们也可以发现，正是由于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开明的政治形势才成就了奏疏类公文中“状”的萌发与成熟，也造就了奏疏类公文在隋唐的跨越式进步。 （三）明清奏疏类公文的演变与政治形势 明清时期，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空前强化，发展到顶峰。明朝废丞相，权分六部。该措施彻底解决了君权与相权的矛盾，进一步强化了以皇权为代表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君主在中央设厂卫特务机构，凌驾于司法部门之上，加强对官吏和百姓的监督与控制；地方上废行省设三司，三司互不统属，互相牵制；实行八股取士，加强文化专制主义。到了清朝，君主继续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设立军机处，强化君权，实行更严酷的文字狱。 明清时期是封建君主专制发展最成熟的时期，也是公文制度最成熟的阶段。“奏本、题本、揭帖、奏折”这四种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