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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远芳讲述父亲任弼时情感故事 　　任弼时（1904-1950），原名任培国，湖南湘阴（今属汨罗市）人。1920年8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组织家，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对待事业和工作，任弼时始终恪守“能坚持走一百步，就不该走九十九步”的准则。由于长期抱病工作，1950年10月27日，任弼时在北京逝世，终年46岁。 2014年4月30日是任弼时110周年诞辰纪念日。怀着崇敬的心情，笔者采访了任弼时的小女儿任远芳，她向我讲述了父亲一个个鲜为人知的情感故事。 被大家誉为“党内的母亲” 父亲一生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够坚定地维护党的团结，反对轻易搞“路线斗争”，从不偏听偏信，倾力抵制各种“左”、右倾错误，因而挽救和保护了许多革命同志。他在处理问题上周到细致，情系民众疾苦，待同志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设身处地为他们考虑各方面的问题，所以很多人遇到问题都愿意来找他解决，并亲切地称他为“党内的母亲”。 1933年1月，执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临时中央迁到中央苏区根据地后，进一步推行其错误政策，以“否定过去，打倒一切”的手法，在党内大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们先在福建批“罗明路线”，接着在江西整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父亲当时虽然也执行了这些极“左”政策，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仍坚持自己的看法，强调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例如，当时在敌后万（安）泰（和）边境地区负责青年工作的张爱萍，被人“揭发”为“AB团”总部负责人。有个领导人决意要逮捕张爱萍，并把材料送给了父亲。父亲并不相信这一口供，因为他熟悉张爱萍的历史。张爱萍在上海做过秘密工作，曾几次被捕，以后又到红军工作，负过伤，后来又负责青年工作，这不是一个“AB团”分子能做到的。因此，父亲提出对于这样的重大案件，不应只凭口供，应该从他这个时期的工作中来找根据。经过详细的调查了解，结果证明父亲的判断是正确的。为了防止肃反扩大化，他在组织部门的会议上明确提出：“以后肃反，不能重口供，要重调查！”尤其“不得随意乱抓人，乱杀人，要建立严格的审批制度”。这一指示，无疑是对当时的“左”倾错误的一次严肃抵制。可是不久，临时中央认为他“贯彻政策不力”，将他排挤出了苏区中央局的领导层。5月，免去了他的中央局组织部部长的职务，派他去湘赣边区担任省委书记。 父亲到达湘赣边区省委所在单禾川镇以后，最为当地干部所称赞的，就是他同一些执行“左”倾错误政策的领导人作斗争，将许多党的好同志从肃反扩大化的迫害下及时解救出来。当时，边区省委在代理书记陈洪时（湘赣红军长征后叛变）、副书记刘士杰（长征中叛变）的把持下，利用改组省委的机会，打击和迫害原省委书记王首道、原省苏维埃主席袁德生、原省军区总指挥张启龙等许多领导干部。父亲到任时，袁德生已被杀害；王首道被攻击为“不可救药的官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多次受到大会斗争，已被撤销了一切职务；张启龙被攻击为“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判了两个月徒刑，随时可能被杀。受他们迫害的还有其他许多同志。父亲非常反对这种做法。在省委会议上，他强调指出：在肃反中不能随便抓人，更不能乱杀人，抓人杀人，都要有确凿的证据，杀人必须经过省委的批准。根据他的意见，省委作出了相应的决定，并成立了裁判部。他还坚决抵制了陈、刘两人提出要在军队中肃反的意见。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以后，张启龙被释放，受到陈、刘诬陷的张子意也被保护下来，曾一度受排斥的张平化、王恩茂、曾涤等人，也重新安排了工作。许多被解救出来的同志在回忆这段历史时，都十分感激，说：“我们都是幸存者，是任弼时同志救了我们！” 在长征途中，父亲同张国焘的错误领导进行坚决斗争，对于被张国焘迫害的干部，他更是关怀备至，想方设法把他们解救出来。廖承志在回忆自己这一段经历时曾说：“那时我是张国焘的犯人之一。和我一起坐张国焘的牢的同志，还有罗世文、朱光、徐一新等同志。我们是被分开了的，我则被押解着跟着队伍向沪霍前进，谁也不敢和我打一个招呼。我也不愿意和任何人打招呼，因为一打招呼就会连累别人。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和任弼时同志会合了。那是在一个草地的小坡上。我远远看见张国焘和一个身材不高、脸孔瘦削、长着小胡子的人在谈话。我猜到那一定是任弼时同志。我们队伍正从他们面前通过。弼时同志远远看见我走近了，他笑着站起来，走向我这边，和我握手。他笑着问：你是廖承志吗？我就是任弼时。我那个时候很窘，不知如何是好。那时张国焘也很狼狈，他装起笑脸虎似的笑脸，用他那种怪腔怪调问弼时同志：怎么，你认识他吗？弼时同志笑着说：老早认得。其实弼时同志和我那时并不认得。然后，弼时同志严肃地对张国焘说：如果他有什么需要的话，我可以帮助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