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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对启蒙运动科学主义社会观批判 　　摘 要： 卢梭揭示了启蒙运动开启的现代性危机，指出启蒙思想家们的科学主义社会观导致政治的腐化、道德的衰败和人性的异化。他用“自然”来对抗启蒙运动的“文明”，用共和主义的道德概念来对抗启蒙运动的现代进步概念，其深刻洞见一直影响和启迪着各种反科学主义的思潮，呈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关键词： 卢梭； 启蒙运动； 科学主义社会观 中图分类号： B56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973（2014）01-0067-06 18世纪启蒙运动极大地动摇了有组织的“牧师的宗教”的权威，根除了大量的迷信、教条和偏见，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的普及与推广不仅改变了人们看待自然的方式，也改变了人们看待社会和人类自身的方式。它推动了技术的进步，生产的发展，物质的丰富以及社会的深刻变革，开创了西方世界以理性和科学为内核的现代化进程。 然而，启蒙运动在闪耀着“现代性的筹划”的光辉之时，却也陷入了“科学的谬误”之黑暗，引起了以科学主义为核心的现代性危机。就像斯特劳斯一再指出的，“现代的根本问题是新自然科学的全面胜利所导致”。[1]72卢梭立足于启蒙运动同时又超越了启蒙运动，他对启蒙运动的科学主义思潮，尤其是其对科学主义社会观进行了深入批判，在今天仍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启蒙运动的科学主义社会观导致政治的腐化 启蒙运动的“现代性的筹划”不仅要通过科学技术的运用来实现控制自然的目的，而且要通过科学知识的传播与普及，通过把自然科学的思维模式和方法运用到社会、政治领域，来实现变革旧有的以基督教和传统习俗为基础的社会政治制度，实现以自由、平等和宽容为基本价值的现代政治制度的目的。他们高举自由、平等、宽容的旗帜，反对基督教会对异端邪说的禁锢和对异教徒、无神论者的迫害；反对按身份划分的等级制度，认为所有人都是同样具有理性能力的人，因此人人都应该得到平等的尊重；他们反对束缚人类自由的一切理论和制度，反对传统权威尤其是教会权威下的教条主义传统，伸张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伏尔泰由此喊出了那句著名的口号：“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然而，启蒙运动对于这些基本价值的承诺并未能兑现，在实践中甚至走向了它们的反面。面对宗教势力的压迫，启蒙思想家们一方面呼唤宽容，另一方面则自觉组成一个团体，一个哲学党派（the republic of letters）；他们公开地反对教会，暗地里反对基督教；他们以科学的名义反对传统教条，以真理的名义反对宗教迷信，最终成功地让自然取代了上帝，让科学的权威取代了神学的权威。可当他们赢得反对传统宗教的胜利后，却接过了耶稣会士们的衣钵，致力于自身解释自然、判断真伪的垄断地位，使自身的理论蜕变为结党营私、打压异己的意识形态。恰恰是启蒙运动的这一趋势引起了卢梭的警觉，他意识到这个时代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时代，自然、科学、知识已不再像原来一样的纯粹，它们现在成了党同伐异的武器：“他们表面上显得与耶稣会士完全背道而驰，实际上他们与耶稣会教士一样自封为帮派领袖，与这些人是殊途同归。耶稣会教士对人的信仰实施神权，以天主的名义自封为善与恶的主宰，使自己变得势大无比。哲学家们无法攫取同样的权威，就极力去摧毁这个权威，然后，做出向他们那样听话的帮派分子解释自然的模样，自封为自然的最高诠释者，以自然的名义给自己确立了权威”。[2]290-291 实际上，对于派外的对手及派内的“叛徒”，哲学家们像耶稣会士们一样的不宽容。对于那些神职人员，那位要誓死捍卫他人说话权利的伏尔泰发出“踩死败类”（crush the infamous thing）的叫嚣，卢梭甚至预言一个比宗教裁判所更为虚伪、更为血腥的哲学裁判所的出现，这个裁判所会毫不留情地把任何敢于相信上帝的人烧死；而对于那些被视为阵营内的异己者，哲学家们更是极尽迫害之能事。尽管卢梭晚年时现谵妄之态，可他在自传体著作中描述的哲学家们对他的迫害却实有其事，狄德罗在他的《私生子》一书中暗讽卢梭说，“只有坏人才孤独地生活着”，伏尔泰则公开歪曲卢梭的著作、披露卢梭的隐私、诽谤卢梭的人品、散布卢梭的谣言。在伏尔泰的描述之下，“本堂神甫的讲道成了亵渎宗教的作品，《新爱络绮丝》成了色情小说，《社会契约论》成了煽动暴乱的书籍”。[3]287 在他的《公民们的感情》一书里，伏尔泰说：“我们怀着沉重和羞愧的心情承认：这个人身上遗留着放荡的肮脏；他扮成江湖郎中，拖着一个可怜的女人在山村里游荡，眼看着女人的母亲死去；他把自己的孩子抛弃在孤儿院门前，却拒绝一个好心人将他们收养”。[4]349 既披露卢梭遗弃孩子，又造谣说卢梭得了性病，还害死了自己的岳母。伏尔泰甚至致信卢梭的祖国——日内瓦共和国的小议会，说卢梭的《山中来信》有十多页“嘲笑耶稣奇迹”的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