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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家精神传承和创新 　　中国的企业要想立足于世界之林，中国的企业家要想真正走向世界，就必须回归本民族的文化。中华文化传承的责任历史地落在了中国企业家身上。弘扬企业家精神成为了时代的主题 当代企业家的生存环境审视 中国企业家生存和成长的环境不尽如人意，如果说从历史上看是如此，那么当代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企业家群体的生存环境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制度和政策层面还有不利于企业家成长的诸多因素。首先从待遇上讲，有了正确的财富观念，就应该给企业家足够的待遇。就应该把企业家作为一种珍贵资源，作为一种重要的人力资本来对待。但是中国有一种怪现象：一方面我们的企业有世界上较为昂贵的运营成本；另一方面，我们又有世界上最为便宜的企业家。一方面我们有世界上数不清的具有厂长、经理头衔的人；另一方面我们又奇缺真正的企业家。人力资本的价格和价值存在错位。企业家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人？我们应该怎样对待企业家？这是今天我们社会必须严肃面对的重要问题。实事求是地讲，企业家首先是人。人拥有的一切欲望，他们都拥有。但另一方面，他们与为生计奔波的人所不同的是：他们谋求的是企业根本利益的最大化。所以真正的企业家，与其说他们是企业家不如说他们是事业家，他们从事的是确定人类财富的崇高事业。他们在做一件件对人类社会进步、对企业发展有益的事，而且总是有一种不断追求尽善尽美的精神，总以这样的思想境界来做好这件事。也就是说，企业家是有精神追求的，他们绝不仅仅是一个赚钱的工具；企业家还有一个良好的心理积淀，他们绝不仅仅是金钱的奴隶；企业家是社会的贡献者，又是社会的牺牲者。在后一点上，他们超越了普通人。 这种对企业家的认识，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它促使人们明白应有正确对待企业家的方式，应该正确处理企业家的待遇问题。金钱并不是万能的，现在有的民营企业在雇用经理的时候，就忽略了经理人的精神追求，以为扔给经理人钱，就可以使其死心塌地为自己服务，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企业家（经理人）与企业主的分手。其实看一看就知道，国有企业的经理在建国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是有很强自豪感的。他们的工作都是不计报酬的，为了国家建设奉献了自己的一切。如果当时没有一种对民族、对国家振兴的神圣使命感，没有一种精神的追求，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可是到了后来，奉献精神不能够持续下去了，原因就是物质激励没有跟上，劳动者应得的报酬没有得到充分体现。因此有时没有金钱又是万万不能的。特别是当企业面对市场经济时，企业家已不是简单的劳动者，而是重要的人力资本，这时其薪酬与现实贡献脱节就更大了，这样的脱节往往酿成悲剧。令人深思的褚时健现象，就是这样一个悲剧。但是这种悲剧还一直在重演：那就是拿了自己不该拿的，没拿到自己该拿的。有人这样描述褚时健现象：国家交给他一只蛋，让他把这只蛋孵出一只小鸡，他在国家的支持下把小鸡养大了，下了一窝蛋，又孵出了一批鸡，直至办成了一个养鸡场。最后褚时健偷吃了一个蛋。偷吃肯定是错的！但笔者认为我们应该反思的是，制度与政策有没有问题呢？为什么不能先奖给他一个蛋？褚时健事件已经过去好长一段时间了，但褚时健现象却并没有绝迹。一个企业中，最重要的机制是分配机制。我们强调企业家的修养，但一刻也不能放弃或忽视对企业家的物质激励。我们现在不能给企业家以合理待遇是非常危险的。 另外，中国企业家内心还存在价值观的冲突。当企业家作为一个企业领导人，代表一个企业的利益时，他是应该做到唯利是图，还是应当兼顾其他？这一直是令企业家内心矛盾的问题。的确在企业家的精神中有无私奉献的内涵，然而首先要让企业家能够在商言商。比如国有企业里的企业家，往往就是两面人：一方面要挑起赚钱的使命，一方面还要替政府养人，解决社会就业问题。既要让企业家成为“唯利是图”的商家，又要让企业家承担本是社会保障体系的义务。这种鱼和熊掌兼得的要求是非常折磨人的。国内企业家的这种生存环境在国际上也是少见的。 国有企业改革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要把企业家从直接的社会责任中解脱出来。过去国有企业那种企业办社会的现象必须改变。但又不能一讲经济利益，一讲市场机制，就把过去保证社会安定，给人以安全感的社会保障体系彻底扔掉了。而这个责任政府应该责无旁贷地担负起来。如果改革缺乏系统性，既要让企业家承担企业挣钱的责任，还要让企业家承担直接的社会稳定和保障责任，这就使得企业家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陷入到一种混沌文化氛围中去，无所适从。按道理，企业家是通过向社会提供价廉物美的商品和缴税来给社会做贡献，并承担相应责任的，他不应该直接承担养人和解决社会就业的责任。衡量企业家的指标应该以盈利和纳税多少为标准，而社会保障则应该由社会来完成。这样就能还企业家一个正常的社会氛围。 总之，今天的企业家生存环境还有很多地方值得反思。当我们把这种反思深入到精神层面时，我们不得不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