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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导文化引领电视娱乐节目商业主义诉求 　　【作者简介】 《中国好声音》栏目评委（左起：庾澄庆、刘欢、那英、杨坤） 近年来，娱乐类节目的“乱炒作、搏出位”等不良风气使电视娱乐节目的“道德严肃性”不断地丧失，与当前以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核心的主导文化之间的冲突加剧。为了规范过度泛滥的娱乐节目，2011年10月25日，广电总局正式颁布了“限娱令”。“限娱令”以国家政策的形式，强制性地限制娱乐节目的播出，对国内的电视娱乐节目确实带来了“硬着陆”的调控效果，有评论称“中国内地电视选秀节目正在经历七年之痒”，电视娱乐节目进入“冷却期”。2012年夏天崛起的《中国好声音》以其高收视率、高关注度，被称为是“中国内地娱乐节目的复活”。浙江卫视CSM44数据显示，《中国好声音》在浙江卫视播出前三期分别取得了1.477%、2.717%、3.075%的收视率，第六期以后收视率牢牢站在了4%以上，9月30日决赛巅峰之夜巅峰时刻更是达到了6.101%。凭借这种高收视率，节目组获得了高额的广告收入，节目中的广告从15秒15万飙升到了116万。（百度百科：中国好声音，http：///view/8700459.htm）《中国好声音》的热播，对在当前“限娱令”规则内的中国电视娱乐节目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 一、商业主义与主导文化的耦合是电视 娱乐节目的生命线中国媒体产业体制改革将电视媒体推入市场经济浪潮之中，这促使电视产业由原来的政府“一元”作用，发展成政府、电视媒体、受众和其它商业力量的“多元”作用，多种力量在市场中交汇、角力，逐渐形成主导文化与商业主义的利益冲突。“在这样的大裂变中，由于参与者的复杂性和媒介经济改革发展的不可知性，各种力量要想取得最终的平衡，势必要经过一个艰难的冲突和协调过程。”（欧阳宏生、李弋：《从法兰克福批判到大众文化建构——21世纪中国电视文化研究理念的嬗变和趋向》，载《山西大学学报》2012年3期）作为权力拥有者的政府强调主导文化，通过符合国家社会利益的话语表达，传达主流的社会价值观，而商业主义迎合的是观众的需求，所以电视产业发展中错综复杂的冲突归根到底是要解决主导文化和商业主义诉求之间的和谐共处问题。 电视娱乐节目所遵循的商业主义诉求，已经成为我国娱乐节目的一个取向。“现在办电视必须有机敏的经济头脑，要有商品意识，也就是要善于将电视节目作为商品来经营，通过电视节目来创造利润，否则电视媒体就难以维计，难以生存。”（高鑫：《超级女声：电视本体理念的思考》，载《现代传播》2005年6期）毫无疑问，商业主义诉求推动了电视娱乐节目的快速发展，但是电视娱乐节目的过度膨胀，也带来了市场的过度竞争。许多电视娱乐节目逐渐走向了低俗、恶俗、庸俗，在价值追求和文化内涵方面与主导文化产生冲突。解决冲突的措施有两种：其一是让电视体制又回到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轨道，这是主导文化主张者和商业主义诉求者都不愿选择的行为；其二是政府制定相应的制度来规范电视娱乐节目的商业主义诉求。商业主义诉求者在这种新的规则内，其节目制作行为必须跟随主导文化的导向，将商业主义诉求融于主导文化的价值取向中，将主导文化的价值取向采取适当的方式转变为商业利润。《中国好声音》是主导文化与大众文化耦合发展的范例。节目首播后，国家广电总局宣传管理司副司长高长力点名表扬“好声音”，称“这个节目做到了关照现实和注重品质。”（陈薇：《“正娱乐”正在娱乐》，载《中国新闻周刊》2012年8月6日）同时又满足了自己的商业主义诉求，每期仅凭广告就能带来近2000万元的收益，可以说尊重主导文化下的商业主义追求，是娱乐节目发展的良方。 二、在娱乐中打造主导文化的传播平台 英国文化理论家威廉斯认为，“主导文化形式是一个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资源拥有者的主流文化。”（John Higgins，ed.，Raymond Williams Reader， Oxford： Blackwell，2001， p.170-175）主导文化通过符合国家社会利益的话语表达，将伦理泛情和国家导向结合起来，引领社会价值观的主流化倾向。《中国好声音》的成功在于通过推崇良性竞争文化的真、伦理情感诉求的善以及高雅纯真的音乐美来体现主导文化。 ·电视研究邓向阳张文：主导文化引领电视娱乐节目的商业主义诉求1.打造公平的音乐竞争舞台 《中国好声音》的节目宗旨是“无论你什么长相、什么背景，只要你有一副好嗓子，只要你能打动观众及导师，你就是好样的，会给你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在具体操作层面，就是以“盲选”为节目特色，仅凭声音来选人，这意味着极端化了对好声音的追求，这种对纯真音乐的追求，体现出来的是对选手、艺术的尊重，从而形成了一种公平竞争的人文环境。 “生活就是一种竞争，人无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