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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情裂变:我婚姻谁做主嫁女心切 母亲越俎代庖去“相亲” 1979年夏天，徐丽出生于黑龙江省塔河县一个普通农村家庭。由于她的哥哥在14岁时意外遭遇车祸离世，她成了家中唯一的孩子。从小到大，徐丽都格外懂事。 2001年8月，徐丽大学毕业后没有回黑龙江，而是留在沈阳工作。2006年5月，徐丽在沈阳供了一套60多平米的公寓，她便将父母接到了沈阳，想让二老享享福。 此时，徐丽的父亲徐继德和母亲高淑兰都已年近六旬，在农村生活了一辈子的他们，来沈阳后很不适应——因为没读过书，走在大街上连路牌都不认识，更不敢与人交流。孝顺的徐丽一心想把父母留在身边，高淑兰考虑到女儿至今单身，也放心不下，只好勉强留下了。 徐丽从小就形成了独立要强的性格，读书时专心学习，工作后又一心扑在事业上，因此情感世界始终是一片空白。28岁的女儿还没谈恋爱，这是高淑兰的一块心病。她一有机会就跟女儿唠叨，催着她找对象，可徐丽似乎一点儿也不着急。 2007年4月的一天，高淑兰去百鸟公园散心时，看见很多老人围在一起，手中举着各种各样的牌子，有的还拿着照片。她奇怪地上前打听，才知道这是一场“家长相亲会”，也就是父母代子女相亲。她顿时精神一振，主动上前询问如何参与…… 当晚，高淑兰再次与女儿谈起了结婚的话题。徐丽像以往一样，叹息道：“结婚不是说结就能结的，缘分不到，谁也没办法呀！”按道理，像徐丽这样的个人条件，本来是不愁嫁的，可是她性格要强，平日工作很忙，再加上眼光高，找个男朋友确实不易。 见女儿的态度仍不积极，高淑兰建议道：“要不，我去帮你相亲吧？”徐丽当即反对，“那也太丢人了，好像我嫁不出去似的！”可高淑兰仍坚持己见：“又不要你出面，怕什么？现在城里的年轻人整天忙着赚钱，不把婚姻大事放在心上，哪个做父母的能不急呢？我跟你爸没事帮你牵牵线搭搭桥，也是应该的。”见父母兴致很高，徐丽不好再反对。她还想，也许这样能让父母融入城里老人的生活，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第二天，高淑兰就带回了一个征婚牌子，上面写着：女，28岁，黑龙江人，大学毕业，外贸公司经理，月薪7千，诚觅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忠厚老实男。 徐丽看了，有些哭笑不得。原来，牌子是母亲托人帮忙写的，至于要求“有一定经济基础”、“忠厚老实”，显然是父母的意愿。 眼见父母热情高涨，自己拦也拦不住，徐丽只好任由父母去了。从那儿以后，高淑兰和老伴天天去百鸟公园“相亲”。几个月下来，两人不再拘谨，和城里的老人打成了一片。 见父母像变了个人似的，徐丽自然高兴。可是，母亲隔三差五地就会介绍一个对象要她去见面，这让她感到很烦。尽管有些人明显不合适，可高淑兰却总是抱着“绝不漏下一个”的态度，喋喋不休地劝她去相亲。 2007年5月，高淑兰和老伴同时看中了一个名叫李文斌的吉林小伙子。李文斌比徐丽大5岁，研究生学历，在沈阳一家药业公司做产品研究员，月收入近一万元，在沈阳有房，为人忠厚老实。李文斌的父母和高淑兰夫妇认识后，对对方的条件都觉得很满意。但徐丽和李文斌见了一次面后，觉得李文斌性格内向，两人在一起没什么话说，不符合她心目中的择偶标准。不料这一下，顿时把高淑兰激怒了：“这么好的小伙子你也看不上，还想找啥样的？有本事，你带个男朋友回来给我们瞧瞧呀！告诉你，年底之前你要是还不谈恋爱，我和你爸就回老家去，免得见了心烦！” 在父母的催促下，徐丽只好在自己的圈子里物色了两个“准男友”。其中一个是来自突尼斯的萨迪克，他曾在中国留学，后来在北京开了一家小贸易公司，与徐丽有业务往来。萨迪克虽然是黑人，但人长得高大帅气，而且幽默风趣，颇具男人味。可高淑兰只看了一下照片就坚决反对：“怎么是个黑人啊？简直难看死了！再说了，非洲那么穷，你将来跟着他肯定要受苦受累的。”尽管徐丽反复解释，说萨迪克的事业在中国，可父母依然无法接受。对此，徐丽并不意外，这也是她一直没有答应萨迪克求爱的原因。 徐丽看中的另一个男人名叫赵健，沈阳本地人，在郊区开了一家日用化工厂，也是她的客户。她十分欣赏赵健的经营头脑，以及在生意场上的那种魄力和霸气。但赵健性格直率，有时甚至有点暴躁。有一次，他请徐丽全家到餐厅吃饭，席间接到一个业务电话，因为和对方意见产生分歧，他顿时大为光火，当场劈里啪啦就是一顿骂。对于久经商海的人来说，这本很平常的事，但两位老人却对此极为反感。回去后，高淑兰便劝女儿：“这种人啊，我看还是算了吧！你要是嫁了他，保不准以后在家要挨打挨骂的……” 违心急嫁 事业与幸福齐落空 自己看好的两个男人，都被父母贬得一文不值，徐丽感到无奈极了。在她心目中，一直希望找个有事业心、懂得生活情趣、有共同爱好和目标的男人；而父母选女婿，却只看对方老不老实、是否孝顺、有没有房子和存款。尽管徐丽多次与父母提出，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