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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论视阈下姜文电影读解 　　【作者简介】 导演姜文 素有“鬼才导演”之称的姜文数年磨一剑，从1994年《阳光灿烂的日子》到2000年《鬼子来了》，再到2007年《太阳照常升起》以及2010年《让子弹飞》，姜文作品的每一次亮相，都使人耳目为之一震。虽然产量不高，但每一部都具有相当的艺术水准。纵观其电影，不难看出，姜文给自己的作品注入了太多个性化的元素，甚至给予“文革”、“中日战争”这些早已被格式化的具有定势意义的时代背景名词以新的注解。然而，姜文的电影远非时代、历史的新诠释，而是想要传达一些高于时代、超越历史的东西，从而进入到人的本质，一种关乎人性的表达。从人性论的视阈来讲，人性其实是一个系统综合体，它包含了人的自然属性、人的理性、德性、神性以及人的社会属性等几大层面。而在姜文个人看来，他的电影是对人性的一种缅怀，当下人性大量的被现实社会和都市生活泯灭了。他认为，人性不是原始的像牲口那样的东西，而是仍然还活在我们心里的那些东西，只是它从幼儿园开始就被格式化了。所以，纵使姜文在四部作品中努力追求不一样的影像表达，其对于人性这一主题的关照却始终蕴含在影片表意系统的深层次结构中。 一、自然人性的释放 人文主义先驱者薄伽丘认为人的自然本性，不可压抑，也不可回避。因而，人的自然人性在成长过程中需要得到某种程度上的自我释放。在《阳光灿烂的日子》中，正在经历成长的“马小军”们处于“文革”这样一个浩劫时代，却成天过着“打群架”、“拍婆子”、“戏弄老师”之类的所谓刺激的快乐生活。马小军生活在权威性严重缺失的环境里，父亲形象的缺席，母亲成为反被同情怜悯的所谓文化人，老师的权威性也在那个“小混蛋”成群的年代被挑战甚至消解。弗洛伊德的人性观认为无意识的本能冲动是“人性”的根本内容，也就是说，人性最根本的东西是基本本能。而这种基本本能在姜文的作品中体现为导演将自我形象寄托于银幕人物。少年的马小军几乎就是少年姜文的缩影，他将自己小时候经历过的事，对“文革”的特殊感情都寄予了马小军身上。因此，我们看到的是姜文对于在“文革”中成长的深深怀念——一种大过批评的怀念，进而体会到怀念之情中隐含着的一种“自恋里比多”。而这样的具有里比多性质的自我保护本能（基本本能的一种）同样体现在《鬼子来了》中的马大三、《太阳照常升起》中的疯妈以及《让子弹飞》中的马邦德身上。深夜遭遇“神来之笔”“我”的入侵，马大三“毅然决然”的将对个人的威胁扩大到对全村的威胁，这是自我保护本能作为内在驱动的使然。在“审讯”一场戏中，白布两边是“敌”“我”双方。人数上的悬殊，势力上的不均衡，处境上的主动与被动，一块白布将两个空间里人物的心理张力、人性的较量表现得呼之欲出。在《太阳照常升起》中，疯妈最初因为丈夫的死和感情的背叛而开始精神不正常，进而生活在对丈夫的缅怀和痛恨的矛盾心理中长期饱受精神上的折磨，最后竟因为一只鸟叼走她的鞋而彻底诱发其精神失常。而这种精神上的不正常在影片中直接体现为一些“疯”的行为，如她剪了丈夫的照片，烧了丈夫的书信，上树大喊抑或挖坑盖房子等，并通过这些行为寻求一种内心的宣泄和缓和，让其压抑已久的矛盾心理得以释放。因而，疯妈的“疯”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一种她对自身身体的自我保护机制。同样，《让子弹飞》中的马邦德为求自保“装糊涂”，假扮师爷周旋于土匪和恶霸之间。游走在两派势力中，其凭借着自我保护的本能频频化险为夷。 二、德性人性的羁绊 《荀子·正名》中有曰：“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以所欲为可得而求之，情之所以不免也。”“情欲是人天性，但顺情欲而行动，必起争夺，争则致乱，乱则穷。”（《人性论》，葛晨虹著，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 71页）《阳光灿烂的日子》最后，由爱欲而生的矛盾冲突，却因对于过往记忆的否定而被淡化。所有年少时的情欲在经历了成长过后也最终走向人生的边缘而成为傻子眼里的“傻B”。在《鬼子来了》中，马大三和本应为死去丈夫守节的寡妇厮混，这一有悖道德伦理的顺情欲行动，引来了大麻烦，最终招致杀生之祸。同样，《太阳照常升起》里的老唐，先“背叛妻子”而后“被妻子背叛”，终于在一怒之下枪杀了小队长。不仅如此，该片中还有很多表达情欲的“性”符号，如：象征阳具的枪、象征子宫的石头房子等。特别是对于由陈冲饰演的护士这一角色的塑造，湿漉漉的身体、赤裸裸的语言都是一种对于“情欲”的淋漓尽致的表现和诠释。然而，上述这些人性中的情欲之性最终都没能逃脱义理道德的羁绊，并随着个体生命的消亡而走向一种臆想的理想人格的价值取向。 ·中国电影评论温慧舒：人性论视阈下的姜文电影读解 而在《让子弹飞》中，这种德性人性的羁绊则体现为土匪（尤其是张牧之）这一人物性格设置中的“善端”与“恶端”的博弈。在格式化的人性认知中，土匪是“恶”的化身，正如片中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