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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美产品责任看我国惩罚性赔偿制度完善摘要：目前产品食品安全问题已经成为政府的燃眉之急，上世纪的美国也出现了我国目前的情形。我国现行立法的刑事、行政的手段受到自身的监管主体的局限性无法对大规模的不健康生产起到有效的威慑作用。美国产品责任的设置和其完善的惩罚性赔偿对于我国的惩罚性赔偿的发展有着借鉴意义 关键词：产品责任 惩罚性赔偿 优越性 从阜阳市“大头娃娃”事件到三鹿奶粉的三聚氰胺，从用苏丹红生产的咸鸭蛋到用硫磺漂白的毒大米，从二次回收的地沟油再到用明胶制成的毒胶囊，这些事件的曝光使得网友纷纷戏称中华民族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拥有最强抵抗力的民族。民以食为天，当民众在市面上买不到放心的食品和生活必需品时，他们会产生很强烈的抵触情绪。不管是手工制造的小型作坊还是大批次生产的知名企业，产品质量不合格现象都大量存在着。目前的产品质量状况不仅放映出中国商家道德的沦丧，也显示出了政府和法律在产品质量安全的监管不力。上世纪的美国也出现了类似我国的情形，最终在立法的推动下食品安全状况才逐渐好转。每一个商人都有着追逐利益的心理，在商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仅仅靠商业道德和不完善的司法规制是无法杜绝商家为攫取利益而损害消费者利益的。健全的法律制度的完善和对食品安全的有效监管才能使得消费者拥有一个诚信安全的消费环境。 一、我国关于产品责任的立法现状 目前我国的《刑法》、《侵权责任法》、《产品质量法》、《食品安全法》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都对产品质量责任（包括食品安全责任）设置了相关的产品责任认定方法和法律责任。在该领域的立法虽然已初具规模，但在司法实践中法律对食品安全没有起到较好的管制监督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40～148条分别对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的行为进行了相应的规定。根据不同的生产销售情节确定了不同的罪名。虽然刑法有着非常高的法律威慑力，但在司法实践中，不合格产品的生产销售较为隐秘，公安机关往往要和工商部门联合执法才能主动发现假冒伪劣产品的生产地。况且随着企业对于产品包装的不断完善，消费者很难从外观上对产品进行判断，只有媒体和质检部门进行检验曝光后，检察机关才能进入公诉程序。因此，刑法对于生产不合格产品行为的规制不能做到主动、及时、有效，具有明显的滞后性。在没有造成恶劣影响和严重后果的情形下，刑法对此种行为的刑罚相对较轻，各大商家在利益的驱动下综合其违法活动的成本后都愿意铤而走险获取利润。且刑法对于此项行为的调整只能对其主要责任人员和公司进行处罚，企业还是有可能在重新恢复生产后再次生产销售不合格产品。类似的行政处罚也存在此种现状，受到行政机关工作效率的限制，根本无法对广阔的市场上的商品作出行之有效的监督。例如：近些年的乳制品质量事件，药品质量事件，都是在消费者使用后出现群体性健康问题后，政府部门才对产品进行化验调查。 我国《侵权责任法》、《产品质量责任法》、《食品安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也纷纷对由产品质量问题，产品缺陷所造成的消费者权益受损提供了相应的救济设置。《侵权责任法》第41条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生产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47条：“明知产品存在缺陷仍然生产、销售，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本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根据《侵权责任法》和《食品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对于产品侵权责任的设置使用的是无过错责任，即生产者和销售者应对所销售的产品因缺陷造成的损害承担无过错责任。但是在被侵害方要求惩罚性赔偿时，被侵害的主体需要证明侵害方存在明知产品缺陷而生产销售的情形。而惩罚性赔偿的范围仅仅是对购买产品的价款进行相应倍数的惩罚性赔偿，其数额是非常小的。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消费者的利益，也符合了侵权法的救济目的，但其规定的惩罚方式并没有对生产者和销售者起到相应的规制作用。 我国现行关于产品责任的法律设置虽已建立，但并不完善。其不能对生产者和销售者产生应有的规制作用。 二、美国侵权法产品责任的规定 上世纪的美国，产品安全特别是食品安全也是令政府最头痛的问题之一。由市场上的商品虽然玲琅满目，但很大一部分有着产品质量的瑕疵。市面上的食品在添加剂的使用方面、生产工艺以及卫生方面都存在大量问题。由产品质量和产品缺陷问题所引发的纠纷十分多。 在美国侵权诉讼发展过程中，随着产品质量和产品缺陷所造成的购买商品的消费者以及第三人的损害案件越来越多，为了适应社会发展，保障被侵害方受到充分的法律救济，产品责任经历了从合同责任，到疏忽责任，到担保责任，再到严格责任的发展过程。[1]消费者由于信息不对称，对产品的设计、实际性能并不了解，很难在诉讼过程中举证来证明生产销售商的过错，严格责任的确立保护了消费者这一弱势群体，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并且美国并没有因为严格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