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活着》中宏大叙事和个体叙事.docVIP

余华《活着》中宏大叙事和个体叙事 　　内容摘要：《活着》将福贵放在中国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中，讲述了一个农民的生存史。先锋小说代表人物余华采取传统现实主义，将新旧中国的时代动荡与城乡的历史纪事作为宏大框架，同时，又用讽刺与黑色幽默的笔法，将主人公苦难一生的个人叙事摆在天平的另一端，溶解了重大的政治灾难，消解了严肃的历史话语。本该沉重的宏大叙事反被个体的叙事凌驾其上。本文试从轻重的权衡上，看到余华创作的意图。 关键词：《活着》 宏大 个体 轻重 一.模糊的“宏大” 《活着》是余华继《在细雨中呼喊》后的第二部长篇小说。相比较而言，后者仍带着强烈的实验性技巧与离奇悬念的结构，余华在《活着》中采用的是较为平易浅显的现实主义叙述。尽管小说中以作者身份出现的“我”一直穿插在老人福贵的自述中，将一个完整的叙述不断割裂并试图将读者带出老人自述的画面，产生文本与脱离文本的效果。但大体而言，这部小说的先锋性已经棱角温和了。《活着》是将一个普通小人物放在一个巨大历史语境下进行描写的，由于人物生命的限度，整个时间和空间的阈值被控制在了大概二十世纪30年代到90年代中国一个无名的城与周围的乡村。由于余华本身的目的并不在于对这种“宏大”的表述，正如他在韩文版《活着》序里说的：“《活着》也讲述了我们中国人这几十年是如何熬过来的。我知道，《活着》所讲述的远不止这些。”对于地域和时代的广阔永远只是一个背影存在于小说中。 首先，小说中的时间点是被动出现的。判断故事处于哪一个历史阶段，经常是由读者的常识决定的。从福贵叙述一开始，“我爹走在自己的田产上，干活的佃户见了，都要双手握住锄头恭敬地叫一声：老爷。”从特定的历史名词、专有人称可以判断出故事开始的大致年代然而十分不确切。正是这种十分含混的时间描述，使《活着》不同于陈忠实《白鹿原》或者莫言《丰乳肥臀》对史诗性的着意追求，而取代的是用一些具体的感性事物如青楼、赌场、人民公社、法西斯、国民党、共军等词汇来代表时间的推移与跳跃。大的时间点有时是用人物的叙述中为了引出事件而侧面提到，比如福贵谈到老丈人对他的毕恭毕敬时就尽力还原当年的场面，“最风光的那次是小日本投降后，国军准备进城收复失地。”这时历史顺序才渐渐明晰起来，而之前阅读所造成的空白时间段则留待这种不定时的时间标志填补。至于小的时间段，更充满跳跃性，通常是插叙或者倒叙的方式，用一个老人的思维方式回忆出来，比方说福贵说到妻子家珍被拖出赌场时就顺带回忆她“早上几年的时候，家珍还是一个女学生。” 其次，是小说中的地域范围的广义与模糊。在一般的乡土小说或者寻根文学中，很鲜明的特征就是对地域的规定。像是韩少功的《马桥词典》、王安忆的《小鲍庄》、张炜的《古船》，乡土的烙印使空间上的广度得到确认。而家族、祠堂等乡土社会历史遗迹更是对宏大历史框架的有力构造。但是这些在《活着》中都不见踪影。城与乡村的界限宽泛到了几乎不存在。福贵在叙述中只讲到父亲的田地在村里，而他的老宅甚至都不能辨认具体位置。只知道他父亲经常进城，一些大的公共设施、建筑物是在城里的，包括他丈人的米庄还有赌场。而剩余的故事就是发生在村里，唯一一次将视角移到别的地方，是在福贵被国民党军队抓丁拉大炮时提到方向向北，经过安徽，并且有南边渡江的场景。这才可判断人物的主要活动地大概在江南一带。地缘上的模糊就抵消了叙述上空间的宏大感，局限于城与乡这两个笼统的名词上就使小说缺少了纵横千里的广袤无垠。 最后，是重大历史事件的侧面表现。主人公福贵的一生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改—人民公社化—文革这几个至关重要的剧变期。小说巧妙地将人物命运的几次转折也置入其中，可以说，福贵的几次人生重大苦难与挫折都是这几次战争与政治灾难直接造成的。然而作者用福贵震撼人心的苦难来冲抵了巨大历史事件的影响力，使它们退居到幕后，而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个体命运的罹难。就像抗战的过程被隐去，代之的是福贵输光一百亩家业由贵公子沦落为农民；而解放战争的结束则是福贵几年背井离乡回到家中接受母亲病亡、女儿变聋哑的残酷事实；土地改革没有任何政策性的体现，仅仅是福贵分到自家的五亩田地与亲历赌棍龙二的死刑；人民公社化造成的饥饿化为福贵失去儿子有庆的悲愤；文革浩劫是用好友春生的自杀与女儿凤霞难产而死、女婿和孙子相继暴亡的余波结束。政治中长篇累牍的说教在文本中不复存在，留下的甚至不是一个符号，而是丈量主人公苦痛的时间标尺。 二.消解宏大 “先锋作家叙述个体的生命故事就不仅意味着反抗历史理性以人民或是历史必然性为口实的绝对理念，也标识出先锋作家关注启蒙问题的视域转换，即放弃民族国家式的宏伟叙事，转而从讲述个体的生命故事出发，在生存论的维度重市历史理性，进而接续启蒙主义的文学传统。”放弃宏大叙事，在余华80年代后期的先锋小说中得到充分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