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天白-荷戈彷徨不如上下求索.docVIP

俞天白:荷戈彷徨不如上下求索 俞天白 浙江义乌人。历任《萌芽》杂志副主编，《沪港经济》杂志总编辑，上海市作协第四、五、六、七届理事及小说创作委员会主任，现为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上海作协编审。著有长篇小说《吾也狂医生》等十多部，中篇小说集《现代人》等四部以及《俞天白小说选》两卷。另有长篇报告文学《上海：性格即命运》，散文《海派金融》，散文随笔集《最后一轮太阳》及通信集《留德家书》等。中篇小说《儿子》获上海市第一届文学作品奖，《大上海沉没》获40年优秀小说奖、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文学奖”、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与中国作协八五期间全国优秀长篇小说奖，长篇小说《大上海漂浮》获上海市1992－1993年优秀作品奖。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每年春节期间，说到爆竹声最鼎盛的时间段，当数大年三十零点倒计时的那会儿，伴随着电视里“春晚”主持人集体亮相倒数迎新年的那个“3－2－1”的话音刚落，窗外爆竹的噼里啪啦声立即就沸反盈天，对于上海这样一个现代又内敛的大都市来说，那大概是一年里最嘈杂的半小时了吧。可是近两年的情况却不知不觉发生了变化，市民们越来越明显地发现，大年初四晚上到初五凌晨的那个零点交接，成了整个新年假期里爆竹声最密集的时刻，并且如此“火力”一直可以延续初五整个白天。究其缘由，无它，农历初五“迎财神”是也，由此足见“金钱”或者说“经济”或者说“金融”在当今民生中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心里有了这样的感触，便在年假刚结束去采访俞天白先生的时候和他提起――虽然我是怀着一颗采访作家的心去的，可是作家当中，又有谁能比他距离“金融”更近呢。 我与他逗乐：在这个全民重经济的大时代，做为一位长期关注金融的作家，是不是很有如鱼得水的快感？年过古稀而精神矍铄的俞天白却未见喜色，他甚至表现得有点沉重，说道：“我写了一辈子小说，但近年来却陷入了茫然……”我忙正经坐好，知道我们的采访已经正式开始。俞天白正色道：“我觉得茫然与彷徨，既不是因为年逾古稀力不从心，也不是因为文学被金钱绑架、使作家的神圣光环大贬其值，更不是网络文学的兴起抢走了我们传统书籍的读者、使我心中那片文学的沃土日益边缘化；当然，也不是我所悉心关注的金融业，日渐成为了洗劫平民百姓口袋里最后一个铜板的工具，而是一种回荡在周身的说不清的无助感。”俞天白说，对于自幼就把心交给了文学的自己，文学早已成为一贴安慰剂，几十年来，但凡产生这种无助感之类的心灵焦虑时，他总会借助文学的自娱来消解，可这一次，自娱不再，反而有一种无名的羞耻，把他从“文学小楼”里赶了出来。此时的他很想像当年提笔写《大上海沉没》那样，当众再发一声“沉没”的断喝，因为他深感自己作为一名作家，又到了接受时代、接受社会严厉叩问的时刻，可是现在的时代已经从他写《大上海沉没》的工业资本时代进入了全新的金融资本时代，人们的思维方式也从工业经济思维转入了虚拟经济思维，要用怎样的声音从怎样的角度发出“断喝”，这份“茫然”将他置入了写作的困境。 然而一场骤然袭来的世界性灾难却改变了这一切。2008年，源自美国“次贷危机”所演变成的金融海啸席卷全球，引起了长期以来一直涉足金融领域的俞天白的关注，这场来自大洋彼岸的灾难与连年来发生在神州大地上的金融高官成片落马的事件忽然连成一体贯穿了他的思路――在这一场灾难中，以金融资本为核心的虚拟经济真是祸根吗？这一句追问点燃了他灵感的火花，“我的思维频繁地在‘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间穿梭，虽然还没有把握住关键，但我觉得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了，而那答案，正是可以解开困扰我多时的写作瓶颈的钥匙。”就在这时候，文汇出版社来约他为“海派文化丛书”写一本关于上海金融文化的书，写作的过程如同一次再梳理更是一次深入寻究，在这个过程中，俞天白越来越明晰地体悟到，不管是什么金融制度，追根结底都是着眼于人的制度。俞天白说：“我深深感到，中国哲学的精华之一，就是老子所说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你看，在人、地、天、道、自然这个序列中，先哲把‘人’在世界中的定位摆得多么正确啊。然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唱的是人类中心论，实际上却将物放在了首位，终于因为对物质的过度追求与享受，逐渐从‘无限理性论’沦为了‘自由意志论’，最终演变成了‘消费至上论’。这样的结果，自然使人沦为了物质的奴隶，于是遭受物质的惩罚也就不可避免了。”想通了这些，俞天白也就自然地打通了写作的瓶颈――相比于西方世界，启蒙被夭折、人文主义教育严重缺失的国人，这种“无限理性”到“自由意志”更加被异化成了只见“追逐奢华物质的意志”在跋扈，在“自由横行”。而面对从上海到全国金融界、经济界高官落马的具体表现，我们不由要追问――当道义遭遇金钱、财富与权力，将会出现什么？而我又将选择什么？这是考验人性的诘问，而对人性的诘问，恰恰既是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