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知情权实现传媒保障.docVIP

公众知情权实现传媒保障2008年，震动全国的三鹿婴幼儿问题奶粉事件被公告天下。这距首次报道问题奶粉已有半年多之久。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媒体在舆论监督、社会预警方面是缺位的，至少不够称职。尽管在三鹿奶粉的问题被曝光后，媒体迅速地跟进，探寻发生问题的根源，告知公众事件处置的最新进展，最大程度地满足了公众对重大事件的知情权，但由于此时距问题奶粉被发现已过去半年多，媒体并不是在第一时间做出信息告知的，面对这一公共事件，公众的知情权并没有得到有效保障，媒体仍然不够尽责。 公众知情权的内涵及意义 知情权概念源自英文Right to know，又称为“知”的权利、知悉权、了解权。它源于有关国际法及大多数民主国家宪法中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知情权作为特指一种权利主张的法学概念，是由美国新闻编辑肯特1945年1月的一次演讲中首次提出来的，其基本含义是公民有权知道他应该知道的事情,国家应最大限度地确认和保障公民知悉、获取信息、尤其是政务信息的权利。① 20世纪60年代以来，知情权更是作为保护新闻自由的原则依据，被众多学者理解为一种广泛的社会权利和个人权利，即我们今天广泛讨论的各种各样的知情权。 知情权的主要内容包括知政权、社会知情权和个人信息数据知情权等。与公共危机事件有关的主要是知政权和社会知情权。所谓知政权即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享有的知悉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活动及其背景资料的权利；所谓社会知情权即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享有的有权知道其所感兴趣的各种社会现象和事务的权利。 知情权作为当代法治社会的一项基础性人权，是公众保护自身利益的重要手段。尤其是在涉及到公众利益的公共事件中，公众只有充分地享有和行使了知情权，及时了解社会上即将发生或者已经发生的事情，才能据此合理地安排自己的生活，以便趋利避害，并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的权益。 从公众知情权的要素来看,其义务主体主要是国家机关和社会。当义务主体是国家机关时,基于社会民众与国家机关力量对比的巨大差异,为了保障公众知情权的充分实现,除了要有媒体力量的介入,还要能够确保国家机关在不违背国家利益、不侵害国家秘密的情况下主动地履行让公众知道、了解的义务。②在经历了“非典”、禽流感、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安徽阜阳劣质奶粉事件后，我国政府在处理这类公共危机事件时表现得越来越成熟，不仅及时借助大众媒介发布与公共危机有关的信息，而且积极推进行政信息的公开和透明。2008年5月1日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确立了政府信息的主动公开及依申请公开制度、政府信息公开发布制度与政府信息公开监督和保障制度三项主要制度，来保障公众的知政权和社会知情权。在这次的三鹿奶粉事件中，除了石家庄市政府存在迟报和瞒报信息的状况外，总体来说，国家机关行政体系在处置这次公共危机事件过程中信息公开迅速及时，处置果断有力。这也说明，作为公众知情权义务主体的国家机关正在努力承担起自己应付的责任。 媒体发挥舆论监督功能的现实障碍 从公众知情权的实现来看,当义务主体是社会时,就要求社会有畅通的信息通道,有保障公众得以了解信息的环境和氛围。此时的义务主体可能是企业、社会团体、组织、群体，松散的集体甚至是个人,由于义务主体在一定时间一定范围内的模糊化，导致其没有主动履行的能力。那么,此时的权利主体即社会公众要想实现权利就必须借助其他的力量,这时就要靠大众媒介的介入,此时公众知情权的主要实现途径就是通过媒体的报道。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大众媒介要发挥望哨的功用，在第一时间保障公众的知情权，还存在着诸多的利益纠葛和现实障碍： 首先，保障公众知情权往往和新闻侵犯名誉权成为一对矛盾体。新闻侵权指行为人通过报纸、电视、电脑网络、广播等新闻媒体，公开发表了不实报道，或者报道虽然真实，但系法律禁止公开传播的事实，因此对当事人造成侵害的行为。最早报道婴儿疑因食用问题奶粉导致患上肾结石的地方媒体，就是因为新闻侵权的风险放弃了对三鹿的点名质疑，以至于媒体的社会预警功能被大大地弱化。首个点名三鹿奶粉的记者简光洲在其个人博客上也发文称在发出报道前“自己紧张得睡不着觉”。在没有权威部门的结论和官方说法的情况下，在第一时间发布公共危机事件的预警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因为诱发事件的因素多种多样，在报道中稍有不慎便会造成新闻失实，惹来官司。在新闻单位改革深化的背景下，大多数的新闻媒体都成为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新闻官司带来的风险和高额成本使得他们在“为”与“不为”面前颇感踌躇，多数情况是有保留的“为”，即不点名或者采取含混的方式来报道新闻主体。这样做虽然由于主体不明最大程度地降低了卷入纠纷的风险，但也使得媒体社会预警的效用被大大削弱了。 其次，企业或组织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不仅不承担对公众发布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