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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中廉政风险及其防范体系设计【摘要】加强公共管理过程中廉政风险防范管理，是腐败预防策略的具体落实举措。廉政风险的提出代表着国家廉政建设的策略转型方向，对廉政风险表现形式、形成根源的分析展示了廉政风险管理与反腐倡廉整体事业的内在关联性。基于此，可以得到关于廉政风险防范管理体系设计的基本思路。 【关键词】公共管理 廉政风险 防范体系 廉政风险管理的提出 2007年6月，胡锦涛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发表讲话时指出：“要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几个月后，党的十七大报告正式提出“拓展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工作领域”的工作部署，进而强调反对腐败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标志着预防腐败将在中国廉政建设的整体战略中占据更为重要的地位。党的十七大之后，全国各地各部门开始探索落实“三个更加注重”廉政建设策略的具体途径，北京市原崇文区结合此前课题调研基础，率先提出廉政风险防范管理并于同年7月在全区范围推广廉政风险防范管理。2008年底，廉政风险防范管理实践得以在北京市全市范围推广。 2009年到2011年，第十七届中央纪委第四、五、六次全会都对廉政风险防范先后作出部署。胡锦涛、贺国强等领导同志先后在讲话中强调防范廉政风险。2010年以来，廉政风险防范管理探索开始在全国推广，到2011年9月底，全国已有68%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始部署廉政风险防范管理，全国三分之一省级区域已经开展廉政风险防控试点。 廉政风险的具体表现 风险是自然与社会中消极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是人们在生活中感知到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廉政风险是公共部门腐败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它的实际风险水平往往取决于两个要素：一是腐败动机，二是腐败机会。其中腐败机会蕴含在岗位权力资源配置结构以及相应的监督制约机制中，同时也受到外部社会环境的影响。这样，我们可以把廉政风险划分为三个层次：主观动机风险，岗位风险和外部环境风险。 主观风险是因人内心的私利欲望和贪腐动机带来的廉政风险，它是人的价值观体系失衡以及社会认识偏差的综合反映。主观风险首先是思想道德风险，是人对于廉洁与腐败之间的价值判断出现模糊所产生的行为动机上的偏颇。如果公职人员将个人利益得失置于组织集体利益甚至社会公共利益之上，以物质生活取代精神世界，那么其在公共管理或公共生活领域就有可能穷尽一切办法发现并利用制度漏洞，以公共权力资源牟取私利。其次，廉政风险防范意识淡薄同样也可能导致腐败的发生，尽管自己最初并没有强烈的腐败动机甚或原本有着廉洁的意愿，但是因为缺乏风险识别与防范的心理准备，渐渐与腐败势力同流合污，这是主观廉政风险的另一表现。 岗位风险是与具体岗位赋予的公职人员的公共权力在实践运行中带来的廉政风险。它往往表现为组织权力配置与运行机制所潜藏的腐败机会，有时是微观的流程缺陷，有时则是组织内部宏观的系统性问题。从本质上讲，岗位职权背后的利益空间决定了岗位的廉政风险水平，岗位赋予人的权力越大、越重要、越独断，那么该岗位也就意味着更高的廉政风险，反之亦然。岗位风险首先是权力配置的问题，如果岗位职权与岗位责任相脱离，就会产生公权牟取私利的可能，这就是岗位职责风险；其次是权力运行过程中具体的操作程序和业务流程将会影响权力运行的规范程度以及自由裁量权的受制约水平，这往往决定了权力运行中的实际风险情况。 外部环境风险主要是社会环境中腐败文化泛滥所导致的从众心理、行为模仿以及制度惯性等风险。特定的社会形态由人的意识、行为以及制度结构组成，反过来，社会环境也会对人的思维过程、选择行为以及制度变迁产生深刻影响。如果社会中缺乏廉洁共识，腐败现象就会被默许和纵容，直到腐败蔓延。所以，社会意识形态对腐败的模糊立场以及廉洁共识形成机制的缺席，都意味着腐败扩散的风险。 廉政风险防范管理体系 廉政风险管理就是通过对权力运行过程以及公共资源管理流程的系统分析，梳理出公共管理过程中廉政风险的形成机理及演化规律，继而对公共部门如何识别、诊断和消除廉政风险进行总体理论性概括。进而，努力将廉政风险防范工作融入各类日常的管理制度和流程之中，真正实现风险防范工作的标准化、规范化、信息化，使其能够可持续发展。概括起来，廉政风险防范管理体系应该包括以下组成部分： 风险识别系统。风险识别是廉政风险防范的起点，同时，也是潜在风险与现实危机的分界点。能够被组织提前准确判断的风险往往不会演化成真正的危机。与传统的自然风险不同，廉政风险内生于组织内部，并且时常与具体个人的主观思想意识有关。所以，廉政风险识别比传统风险识别更加困难。 廉政风险识别系统分为风险点词典和风险点排查机制两部分。风险点词典是关于权力配置与权力运行过程中腐败机会集中、腐败动机较强的关节点的规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