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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难中报刊公共领域建构《时务报》与公共领域的建构 公共领域的概念源自德国学者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他认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英、法、德三国新兴资产阶级同特权统治阶级斗争中产生的一种理想模式，在一个国家政权和社会之间形成的公共空间，市民们假定可以在这个空间中自由言论，不受国家干涉，从而间接参与公共事物，影响国家权力运作机制。公众舆论形成公共权力话语。话语虽不具有统治功能，但产生一种交往权力，对管理权力施加影响。 《“批评空间”的开创――从(申报)谈起》一文中，李欧梵先生不认为中国有哈贝马斯理论中的公民社会，但曾存在过一定程度上的“公共空间”。中国近代发展中，帝国主义的入侵，自然经济的解体，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现状的长期存在，现代化思想的引进，社会结构的重组，多方政权并存等种种不平衡势力此消彼长，使其在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的前半世纪里一直处于一种微妙而危机重重的局面，这在某种程度上使公共领域的出现有了可能。 按照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公共舆论空间的出现须有两个重要条件：一为有具有公共关怀、政治批判意识的公众群体；二为讨论的是独立于权力系统的非政治化的公共政治问题，因此有研究者指出，中国近代的公共领域出现在《时务报》上。虽然《时务报》与稍后的《申报 自晚清以来，为了抵御列强，保家卫国，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苦苦探求着富国强民之路。1895年康有为等发动戊戌变法。变法期间，《时务报》作为其机关报，1896年创刊于上海，大力宣传西方的启蒙思想，虽然这种“开民智”的对象是有功名的绅士阶层，没有具体容纳普通百姓，但是，文人士绅利用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启蒙和教育后者，在报刊上共同探讨公共话题。“他以自己那支笔锋常带情感的锐笔，不仅提出了一套中国式的公共领域观念，而且还身体力行，通过主持《时务报》的言论，提供了在中国建立公众舆论的成功实践”。“能够很快地把分散的个人观点集中起来并加以鼓吹，创造了类似现代的社会舆论的事物”，“这就是现代的公共舆论在中国的开端”。 过渡时期公共领域构建的大环境 辛亥革命成功后，民主深入人心，新文化运动更是将“民主”与“科学”的大旗举到了历史的至高点。“1919年，一位西方的观察家在对中国学生运动的报道中也写道：数百万数千万个农民、商人和工匠破天荒第一次谈论国内和国际大事，以前他们做梦也没想到他们会对此发表意见，就是受到近来历次革命的刺激也不曾有这种效果。你可以走进任何一家食品店，所有执事的工人都纷纷在你周围谈这个话题。通常在各茶馆里贴着的莫谈国事的标语也不再时兴了”。 由新文化运动聚集在北京大学的一大批学者日后活跃在各家报刊上，为公共领域的形成发挥出重要作用，其中《申报》便汇集了鲁迅、茅盾等大家，并有周作人、老合等为之撰稿，提携后辈新人，如姚雪垠等，这使得《申报》成为当时的文化重镇，在此期间慢慢形成了公共领域，知识分子们以民族国家意识主导，利用报纸对于一系列的国家大事进行商讨和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舆论监督。 《申报 《申报》于1872年创办于上海，1912年史量才成为《申报》老板，以“独立之精神”为办报宗旨，经过大刀阔斧的改革，使《申报》成为中国近代南方报业中首屈一指的大报。此时的中国内忧外患，内战硝烟未散，国外日本帝国主义虎视眈眈，“九一八事变”后蓄意侵犯中国的华北地区，动荡的时局使民众丧失安全感，也使得公共利益凸显，民众不由自主地将更多的目光集聚到这个“大家”上来，思索着国家未来的出路何在。 “早在1931年9月1日，《申报》发表《本报六十周年纪念宣言》，宣言称在以后的日子里，《申报》所关注的问题是应如何肩荷社会先驱与推进时代之重责?如何使得社会进入合理常轨?如何使民族臻于兴盛繁荣?表示要以积极之行动，努力于本报之改进，努力于应该负责任之实践，不推诿畏缩，尽我绵薄，期有以自效。一句话，即代表公正舆论”。而真正让《申报1931年日本发动了“九”。 次年史量才延请留法归来、思想进步的黎烈文主持《自由谈》，“黎烈文在《幕前致辞》中声称将牢牢站定进步的和现代的立足点，宣扬民主、科学，反对专制、黑暗”。黎烈文主持下的《自由谈》的时评联系实际，犀利泼辣。淞沪抗战后，抓住时局症弊，敢言人不敢言，或揭露日寇不轨之心，或抨击当局消极避战，或要求民主自由，或支持学生爱国运动，呼吁救亡图存，共赴国难，深受读者欢迎。《自由谈》遂成为公共利益的代表，成为冲破“文化围剿”的进步文化力量的一个重要阵地。这种“坐而论道”式的议政，让大部分的知识分子自觉地与政府当局保持一定的距离，为公共舆论的独立存在和理性发展提供了保障。 结语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办报理念中，始终坚持着政治先于经济，启蒙重于赢利的原则。他们首先关注培养公众的批评意识，营造公共的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