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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电影中国家形象塑造略述 　　摘要：本文一方面回顾、梳理、评析了中国现代电影、“十七年时期”电影、新时期以来中国电影在国家形象塑造上的成败得失与经验教训，另一方面针对中国电影如何塑造国家形象、中国国家形象的界定、中国国家形象的传播等问题，作了全面而系统的探讨，在此基础上指出，核心价值观的建立是中国电影国家形象塑造的关键。 关键词：中国电影；艺术作品；国家形象；文化观念；核心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随着中西方文化交流与碰撞的频繁，以及好莱坞大片的大规模涌入，有关中国电影中的国家形象塑造与传播的问题，逐渐成为学术界探讨的一个热点。人们一方面普遍质疑当前中国电影尤其是中国式大片向世界呈现的大多是阴冷、灰暗、面目模糊或支离破碎的国家形象，另一方面又对中国电影如何塑造国家形象、中国国家形象的界定、中国国家形象如何才能不仅为国内、而且为国外观众所认同等一系列问题语焉不详。本文就20世纪中国电影中有关中国形象塑造历史的回顾，简要探析既往的中国电影实践在这一问题上的成败得失或经验教训，以期对当下的电影创作有所裨益。 一、现代电影中的中国国家形象 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终于在古老的中华大地落下了帷幕。然而，经过了晚清以降历次的外侮内乱，缺乏充分的政治与经济准备的中国在进入“现代”之后，依然是一片军阀混战、政体紊乱、经济积贫积弱、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空前尖锐的景象，在这其中，“五四”知识分子的上下求索，中国军民与日本帝国主义的浴血奋战，以及国共两党的逐鹿中原，无疑是其时中国国家形象的主要构成部分。 严格地说，此一阶段文艺实践中的国家形象塑造很大程度上还处于自在自为的状态。不可否认，现代中国的思想界、文学界、艺术界虽然也曾致力于对现代中国的认识与扫描，但一方面由于“启蒙与救亡”任务的紧迫，另一方面则由于“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现代中国的文艺实践并没有能全面、客观地反映出自身的形象，而有意识地树立中国国家形象的作品更可谓凤毛麟角。至于作为一种晚出的或新兴的文艺样式的电影，在反映社会生活方面尚处于探索阶段，其在国家形象的塑造上与传统的文艺样式相比，无论就自觉性和深广性而言，则又更稍逊一筹。然而，毕竟中国现代电影的背后所依托的是中国古典文艺深厚的“文以载道”传统，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奉行的又是“影戏观”，因此，尽管其在国家形象的呈现方面以当下的眼光来看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足，但依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现代中国的某些影像。换言之，这一时期的电影作品虽然并没有在中国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形象问题上有所建树，但从国家形象的呈现角度看，其在中国当时所拥有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的层面上仍或多或少地有所探索，归纳起来，大致包括这样几个方面： 首先，历史转型之际或趋于解体、或不可避免地发生变故或变化的、理想的中国家庭形象。从1905年到1931年，这是中国电影史上的无声片时期，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主要有张石川、郑正秋导演的《难夫难妻》，影片描写的是一对青年男女素不相识，却经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结为了夫妻；根据舞台剧改编的《黑籍冤魂》，影片描写富翁曾和度非常吝啬，他的儿子曾伯稼却“热心地方公益”，常常慷慨解囊，周济穷人，曾和度怕他败家，就逼迫他吸食鸦片，结果，曾伯稼整天沉溺于毒品之中不能自拔，最终落得家破人亡；根据新闻事件改编的《阎瑞生》，上海滩一洋行买办阎瑞生，赌博输钱后，见财起意，伙同他人勒毙妓女王莲英，事发被捕，与其同伙一起被叛处死刑；张石川导演的《孤儿救祖记》，影片中的富翁杨寿昌在儿子死后，误信了图谋其家财的侄儿之言，将已有身孕的媳妇赶出家门，过继给其当养子的侄儿先是花天酒地，继而还要谋害他，富翁的长大成人的孙子赶回来，救了富翁，真相大白后，一家又大团圆，等等。这些影片的主题无疑都与家庭有关，《难夫难妻》批判的是中国封建家庭沿袭了两千多年不合理的婚姻制度：包办婚姻；《黑籍冤魂》在当时有较大的积极意义，因为其不仅控诉了帝国主义的鸦片倾销对中国人民的身心所造成的极大危害，而且深刻地揭示了在影响中国家庭稳定的若干传统因素中又增添了新的“品种”：帝国主义的侵略；《阎瑞生》表面上看似乎与家庭无关，实际上由片中两个主要人物的身份“洋行买办”与“妓女”可以看出，阎瑞生与王莲英都是因为脱离了中国人赖以为依靠的家庭而混迹于对于整个古老中国还很陌生的十里洋场上海滩，才导致其悲剧发生的；至于《孤儿救祖记》所呈示的，则更是无数传统中国家庭内部司空见惯了的财产继承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影片无论是对中国人传统的家庭价值的维护（如《黑籍冤魂》、《阎瑞生》、《孤儿救祖记》），还是希冀顺应潮流，改变传统家庭价值之中的不合理部分（如《难夫难妻》），其所推导的，均是一种古典中国社会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