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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前西方学者对于中国思维探究 　　摘 要： 西方学者关于中国思维的研究一直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课题，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几乎伴随着整个汉学的发展历程。但在20世纪对于语言与思维的研究热潮来临之前，西方关于中国思维的研究成果只零星地散落于各种关于中国语言、文化、宗教的概述之中，至今没有学者对其进行梳理。作者认为，20世纪之前，西方的一些传教士及语言学家、人类学对于中国人的语言与思维的探讨对后来的一大批从事中国学研究的人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试图罗列从事这一研究的代表性学者及其观点，为后来的学者如葛兰言、李约瑟、葛瑞汉、赫大维、安乐哲等人的思想发展找到一个起点。 关键词： 中国思维 古代汉语 西方学者 二十世纪前 西方学者对于中国的研究被称为“汉学”，又称“中国学”、“东方学”，最早可以追溯到元代。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和新大陆的发现，不断有西方的冒险家和传教士来到中国，将中国的信息以游记、信札和著述的形式捎回欧洲，打开了中西交流的大门，其内容包括中国的历史、地理、语言、文化、风俗、宗教、经济、政治等各个方面。因而探究西方学者对于中国思维的研究，最早要追溯到这些传教士。翻阅他们的著作，会发现关于中国思维与古汉语的关系研究，已经成为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或简或详地散落于早期传教士关于中国的概况、游记、述评、报刊等资料中。事实上，语言是西方接近中国必须克服的一项障碍，由于语言是思维表现的重要工具，因而语言与思维的关系研究，顺理成章地成为汉学研究的传统，因此考察西方学者对于中国思维的研究，同样要追溯到这些早期来华的传教士。 一、利玛窦对中国思维中的“缺乏逻辑性”的研究 明神宗万历十一年（1583年），意大利籍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来华传教，在深入学习了汉语、了解了中国习俗和中国文化之后，他以自己的民族思维作为参照物，对中西文化进行总结道：“在学理方面，他们对伦理学了解最深；但因为他们没有任何辩证法则，所以无论是讲还是写的时候，都不按科学方法，而是尽直觉能力之所及，毫无条理可言，提出一些格言或论述。”利玛窦认识到中国人的思维是一种直觉思维，缺乏被西方称之为科学思维的逻辑性能力，如对“物理形而上学及辩证学等，他们全然不知……中国人的文学也只是一种美好的作文，和我们古典文学或修辞学相似。言相似于后者，但尚未达到辩证推理水平”。西方的“修辞学”是研究修呈辞的学问，修辞是加强言辞或文句效果的艺术手法，主要研究的是词格（即常说的修辞方法）、言语修辞活动（主要与语境、语体相关）等，它最初产生于论辩的需要，因而具有推理，归纳、总结等逻辑特征。在这里，利玛窦意识到，不仅是中国的普罗大众缺少科学思维方式，包括那些受过教育的人，就是形诸成文的文学作品也缺乏逻辑论说能力，缺乏西方古典修辞学的逻辑论辩能力。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在传教过程中利玛窦逐渐改变传教策略，如改穿儒服，学说中国话，与中国上层知识分子交往密切等，但最重要的是他认识到了要想让中国人接受他的宗教信仰，还是要从逻辑上驳倒对方，以中国人的理解习惯来传教。比如利玛窦的中国行迹当中发生过一件重大事件，即与三淮和尚的争辩。在与三淮和尚争论的过程中，他们围绕“道与天地的主宰者”这一终极问题进行了辩论，利玛窦用归谬法的方式对三淮和尚的诡辩进行了一一驳斥，指出了其偷换概念，据说，当年听过这场论辩的很多佛家弟子后来都改变了自己的宗教信仰。 二、安文思对中国思维的研究 1640年葡萄牙籍耶稣会传教士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āes，1609—1677）前来中国传教。他长期与利类思合作，初期在成都建立了教堂。明清鼎革之际，因为参与中国政治运动被掳至北京，因擅制机器，曾受到康熙帝的称赞。1668年，他以葡萄牙文写成《中国的十二特点》一文，来称颂中国，后以《中国新史》流传。在这篇文章中，他总结道：“理性的本质即人心，因为中国人对悟性和意愿不加区别，而归之于心，我们则始终归之于其理解力。”安文思认为的“意愿”是个人意志的体现，是一种理性参与的思维活动，而中国人并不区分悟性与个人意志，将它归之于“心”的这个模糊而笼统的概念。安文思在这里提出的，中国人爱用的“心”的这个概念与西方的“心”的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是不同的。在西方，“笛卡尔主义者认为，理智或理性是心灵的主要构成部分，理论思维活动是心灵的主要活动”。概括地说，在西方概念体系中，“心”是物质性的，具有理性的思维特征。而“心”在中国文化体系中，代表着主体精神的重要范畴，它以主体的理解和感受力为表现内容，表现的是“向生命处用心”的内倾型人文精神。因而相较于西方，中国人的思维更倾向于表现自我的内心世界，重感悟，而缺乏分析思维能力。 三、阿瑟·享德森·史密斯对于中国思维的研究 美国的公理会传教